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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际翻译红楼梦习语研究 　　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具有广阔而深邃的思想内涵，蕴藏着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层拷问和理性思索。在众多《红楼梦》译本之中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本文通过对两译本习语的研究揭示当时的社会风貌，找寻目的语和源语有关习语的翻译特点的不同，进而了解目的语文化下习语翻译的精髓，从而更好的将原著中的精华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红楼梦》 习语 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体小说作品，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的文学著作中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自它成书以来已有十多个译本，每个译本各有特色，各具千秋，其中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有影响力。杨宪益的译本主要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着重于直译；而霍克思基于交际翻译的策略，着重于意译。 　　这些简明扼要的习语为文学巨著《红楼梦》平添了一种平易近人的色彩，使得读者极易融入到作者所创造的情景之中。然而也正是习语的这些特点使习语翻译成为众多翻译者所面临的难题，直译往往丢失了习语应有的几分韵味，而意译有时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文章中习语的翻译也显得更为重要。 　　一、理论背景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两种国际文化之间的桥梁，将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思想联系起来。短小精悍，寥寥数字的习语被誉为“语言文字的精华”，而习语对于翻译的要求也是令许多学者望而生畏。习语虽为《红楼梦》增色不少，但也使《红楼梦》的英译难度“更上一层楼”，译者只有将习语部分翻译地准确生动，才能推进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如何处理国际文化差异成为了习语翻译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1981年出版的《翻译问题初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语义翻译以文本为依归，力求保留源语文本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因而译文风格与原文较为接近。交际翻译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的读者对象，主张根据文本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有较强的灵活性。根据纽马克的观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存在如下区别： 　　语义翻译追求译文内容与原文内容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字、词、句等语言单位上，对于译文结构、篇章层次的等值性也有一定的要求。交际翻译则追求“以神写形”重新组织句法，运用更为常见的、明了的语言词汇，使译文地道易懂。《红楼梦》于清代写成，选用了半白话的语体，根据纽马克的观点，其属于文艺艺术作品，应选用语义翻译，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必须选用这种方法翻译以接近其风格。不管是为传达中国正统文化，还是为迎合世人而加以扭曲或抹去民族色彩，《红楼梦》精美绝伦的翻译都将和其所承载的社会世俗风气源远流传。 　　二、习语翻译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习语翻译历来就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官煜瑜从译介学的视角对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在歇后语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审视并探讨了文化信息、谐音信息和语言风格及其影响。以独特的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理解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打破了单纯研究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的传统方法，指出了在语言转换中双语文化起到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作用。 　　袁翠从文化本身及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杨译本进行了研究，充分展?F了习语翻译中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习语是中国文化内涵的反映，提出了“如何解决好习语翻译中的文化负载问题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的观点。袁翠眼中的文化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化，而是特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目标、习惯、信仰、技术和制度的模式。他通过对俚语、成语等的探讨，得出了双文化能力对于译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双语言能力，要求译者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并且要以忠实性和可理解性为习语翻译的基础和依据。 　　王阳以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对比研究和分析了杨译本和霍译本在《红楼梦》前八十章中四字成语的翻译策略。作者对中华文化中四字成语的定义和特点进行了综述分析，将《红楼梦》中的成语进行了归纳分类。在异化与归化以及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了如何正确恰当地翻译四字成语。 　　董剑华指出，语言扎根于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其反映的文化内涵更多的是一个语言群体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共同经验与价值观念。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中谈到，文化是一种至高的人文关怀，这是广义上的泛谈，实际上其取决于一个文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