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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立场,方家风范 　　中国画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载物，2000余年来，从使用材料、表现题材到手法风格、技艺理念，无不映衬出中国民众正统的审美趣味和语言方式。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滥觞于易经，那么关于中国画的起源则有着伏羲画卦、苍颉造字的传说，这意味着中国画从一开始就以其确切语汇参与了华夏文明的表达与见证。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画势必要对中国文化的诸般体认及世态景象承担更多的言说义务，其旨趣也必将从深宫香闺中的金粉气息走向民众的冷暖圆缺，把个体愿望和隐秘冲动归纳为群体经验，并在这个归纳的过程中与其他每一个个体形成默契，与自然及社会达成和解并最终达致和谐一这一点与绘画审美原则中的整体观正好遥相呼应。 　　中国自己的语言，被冠之以国语，中国自己的医疗理论和临床经验，被冠之以国医、中国自己的格斗技术及训练方法，被冠之以国术，中国自己的绘画作品及操作理念，则被冠之为国画。而中国画作为表情达意、祈愿言志的托付载体，其固有的民间属性更增添了中国画作为国画的恒久生命力。这一点和西画虽有主题及样式上的迥异，但在路途上却有同工之妙，西画是由教廷、王室到名流富贾，中国画也基本上经历了从宫廷到达官显贵的过程；不过，中国画更寄托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失意政客和落魄文人的朴素祈愿，也还有些牢骚和自怜，书写花鸟意趣，涂抹山水风光，描画人情百态，已经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表现题材。 　　秉承这样的传统，自五代西蜀宫廷画家黄荃、黄居?父子及南唐处士画家徐熙以降，历代不乏举旗扛鼎者，尤以近现代时期齐白石、徐悲鸿、王雪涛、吴作人、萧朗等名家为圣，及至21世纪的中国，山东微山人士蔡可刚先生堪称圣手。 　　中国画大师蔡可刚先生祖籍山东微山，其外祖父乃一代丹青圣手，尤擅花鸟。蔡先生幼从外祖父学画，即长又得花鸟名家陈玉圃先生、王学仲先生指导；其间曾赴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深造，毕业后长期从事群众艺术教育工作和花鸟画创作。多年来于笔、墨、色之间深究苦研，体会其神境；植根生活沃土，找寻传统绘画语言与新时期人文特质之内在关联，深得其妙，辅以精湛手段驱遣画笔调动五彩，使精巧构思跃然纸上，终成大器。 　　先生性格温和敦厚，朴实淡定，孔孟故乡养就了先生崇尚真善、向往和谐、祈愿国泰民安的审美追求和作品意境，“富贵”与“野逸”两种风格交相辉映互有倚重。以齐鲁文化中民间艺术精髓为体，以众生趣味平常心境为用，衷情民生所愿，紧贴世相主流，以传统手笔描绘时代新篇，作品活力四射生机盎然。 　　先生之绘画，语汇丰满，笔法奥妙，圆毛扁羽、锦鳞墨甲、细藤粗条、岁寒春风，无不涉猎而俱臻神妙，手日之圣，笔呼之精。神品有“凝视八方”、“鹤骨仙风”、“吉庆有余”、“激流勇进”等，技法与神韵已由繁到简、由杂到纯，纯而生变，达至化境。 　　 　　一、吉庆有余咏和谐 　　 　　蔡先生擅长画鸡，也喜爱鸡，古时即喻鸡为风，又谓鸡娴静时文雅善思，相搏时尚武善斗，护雏时勇猛无畏，酬主时仁义慷慨，啼晓时信实不诳，故有“文、武、勇、仁、信”五德，代表了我国传统道德的价值判断，也成为先生借画鸡、爱鸡宏道宣德的动因。此外，先生又喜欢画鱼，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就画有鱼的图形，开中国画画鱼先河，北宋时徐白、徐易等人已开始专工画鱼，到清代“八大”、李方膺、虚谷及近代的齐白石、高剑父、李苦禅、吴作人等，皆为画鱼之高手，极大地丰富了鱼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内涵。到蔡可刚先生一代，不仅继承了古人对鱼赋予的“富贵有余”、“化鱼成龙”的美好寓意，同时更对鱼寄予了祈愿祥和、追求和谐的深具时代感的新鲜意味。 　　然而，把鸡和鱼的美好寓意统一到同一幅画作中，并相映成趣、各逞神韵的，自蔡可刚先生以古尚未有先河：一条鲤鱼横跃波澜，金尾生风，鳍翅飞舞，眼神上努专注九天，神态昂扬奋然；岸上一只雄鸡状若飞奔，至水边又戛然驻足，凝神侧目，前爪如鹰，后爪作势欲扑，虎虎生威而不跋扈凶悍，炯炯有神却也淡定安然……按画中情境，恰如雄鸡远远奔来赶赴鲤鱼的世纪之约，又似各展神通共庆安居乐业，大话如意顺达!真个是龙凤呈祥，遂了吉庆有余的美好祝愿。 　　先生在构思立意上的大家风范，不独鸡鱼组合这一例，其众多画作皆构思精巧，立意高洁。比如《激流勇进》，取鲤鱼过龙门的典故，共画了56条鲤鱼勇往直前乘风破浪，气势磅礴，场面恢宏，体现了56个民族开拓进取奔小康的时代精神。 　　蔡先生认为，国画的精髓在于意境和内涵，不但要有形式美，还要有深刻的人文关照和时代精神，要真正地深入到民间，知悉民生所思所愿。这一点与古画遁身世外寄情山水、笃意花鸟不问闲事恰恰相反，与当代美术中对极端现象的极端关注更是不同。先生不是聚焦个案而是关照群体，不是用心于特殊人群而是钟情于普通大众，不是远离人间烟火而是置身生活深处，当然，更不是离骚自艾，而是一种运筹时代内涵的“我在我说”。 　　2005年10月，国际花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