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税收角度基本药物政府支付比例福利效应研究.docVIP

基于税收角度基本药物政府支付比例福利效应研究 　　摘 要 目的：通过对比不同的政府支付比例下福利效应，得到理论上的最优的基本药物政府支付比例，探讨我国基本药物领域的税收政策。方法：从考察患者个体的消费――医疗选择入手，利用非线性二乘法，根据历史数据估计个体的效用函数，得出最优的政府支付比例；计算在此比例下，研究免税政策对我国基本药物是否可行。结果与结论：在理论上，基本药物的政府支付比例为84%，低收入人群的收益最大，同时，若盲目取消药品税率，在政府付出相应经济成本时并不能使居民得到较高的福利效应。 　　关键词 税收政策 基本药物 政府支付 福利效应 　　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即新医改方案于2009年4月正式向社会公布，新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为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难题。（2012年版）已经于2012年9月21日卫生部讨论通过，已于2013年5月1日施行。[1]根据卫生部统计，截止到2010年2月底，全国有28个省在本省内30%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国31个省均已经确定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覆盖1020个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占全国总数的35.7%。 　　为实现基本药物制度解决药价虚高的目标，基本药物就应由个人、单位、国家三方合理承担。在欠发达地区，可以考虑政府免费提供为主；在发达地区患者个人应该共付一定比例。综上，基本药物中政府支付比例对基本药物制度能否得到顺利实施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同时，对于基本药物的税收政策，尚缺乏循证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定价指南中提出两个建议：基本药物不应征收销售税（营业税）和增值税。二是如果有些国家选择对基本药物征收销售税或增值税，那么税收设计要尤其小心。目前，部分高收入国家对药品免征税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减少税收在一定政府支出比例下增加居民的福利效应。目前对药品征收的税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是指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目前，部分高收入国家对药品免征税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那么在我国居民福利效应最大化的政府支付比例下，对基本药物实施免税政策是否可行，对居民的福利效应是否会进一步增加是本文研究重点。 　　笔者对基本药物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目前还没有政府支付比例方面的研究，具体支付的比例问题亟需得到解决。但鉴于相关的数据非常有限，而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推测，使用一般的计量模型直接估计个体的决策行为可能遭遇类似于“卢卡斯批判”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考察中国患者个体的消费――医疗选择入手，根据历史数据估计个体的效用函数，以此估算在不同政府支付比例下的福利效应，对比得到理论上最优的政府支付比例，为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模型构建 　　Grossman（1972）首先研究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医疗支出行为。基于他的研究，笔者构建一个单期模型。 　　（一）模型假设 　　假设对于患者来说，健康状况的好坏完全由药品的使用来决定，其他的治疗手段不会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且健康状况与药品费用的投入成线性正比例关系，即药品费用投入越多，患者的健康状况越好。 　　（二）模型构建 　　第一，对于患者来说，假设每个患者具有异质的个体情况，我们首先给定先在变量―患者个体能力（ability）和健康水平（health condition），分别用A（m）和H（n）表示，A（m）独立于H（n）。用m区分个体能力的差异，m=1，…，M，用n区分个体健康状况的差异，n=1，…，N。[2] 　　第二，对于患者来说，其本身需要参加劳动活动并以此获得收入。劳动收入主要取决于个体能力A（m），但健康水平H（n）也可能影响个体的收入，因此我们假设劳动收入服从： 　　G（m，n）=A（m）+λH（n） （1） 　　其中λ0表示健康对于收入的回报率。 　　第三，患者根据健康水平、劳动收入以及该药品是否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来选择进行医疗消费（cost）和药费支出（expense），分别设为C（m，n）和E（m，n）。用H1（m，n）表示期末的健康水平，则有： 　　H1（m，n）=E（m，n）+H（n） （2） 　　（三）模型求解 　　假设效用函数是加性可分的，为了反映患者可以通过自己支付来满足消费和药品支出，除了消费和健康以外，在效用函数中加入财富。首先我们需要引入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CARA，Constantly Absolute Risk Averse，由微分方程a=-u（x）/u（x）确定的效用函数，其中a为常数，即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和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