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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演化经济学范式对日本公司治理改革诠释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此前一直为欧美所赞誉的公司治理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运用演化经济学范式对之进行探讨发现：日本公司治理改革受到技术、政治、文化等内外约束环境的影响，出现了“逆转”、模仿与创新的演化特征；在路径依赖与蝴蝶效应的耦合作用下，预计日本公司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将存续下去，制度互补性将使日本公司继续增强对股东利益的重视。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日本公司治理改革　试错　蝴蝶效应 　　作者简介：李彬，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E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3－0098－13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日本经济的演变轨迹与制度变迁研究”(2007T064)的阶段性成果 　　 　　日本传统公司治理模式与欧美公司治理模式迥然不同。欧美的公司治理以证券市场为基础，坚持“股东主权论”，属于“市场导向型”的外部治理模式，而日本的公司治理属于“关系导向型”的内部治理模式，以主银行相机治理、相互持股、“并列”监督机制、“员工主权论”等为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以其远见卓识受到欧美国家的普遍赞誉。然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下降，公司倒闭与丑闻事件等频繁发生，曾扬名海外的“日本式经营”的信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化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相继进行公司治理改革。而在日本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跨越“赶超时代”、开始步入“后赶超时代”，金融制度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劳动市场条件由固定走向流动。在种种国际与国内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公司治理经历了一场全方位、深刻的改革。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司治理改革既表现为强化外部治理机制，如加强市场型间接融资、促进企业并购、修改公司法和会计制度，又表现为优化内部治理机制，如削减相互持股、仿照美国缩减董事会规模、设立外部独立董事、撤销监事会、设置“单层”监督机制、引入股票期权制度和执行经理制度等等。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日本公司治理改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的动因、特点及动向等方面。这些对改革“存在”(being)问题的关注，基本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至于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究竟是传统治理模式的修缮、改良，还是向美国治理模式的趋同，抑或生成一种新的模式，学术界未能达成共识。为此，本文试图转换研究视角，基于演化经济学范式进一步探讨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生成”(becoming)问题。这里有必要先诠释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回顾其复兴与蓬勃发展的进程，厘清其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渊源。 　　 　　一　评述演化经济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继承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之思想的演化经济学，不啻为涌动于学术界的一股“暗流”，开始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硬核”，试图为解释经济现象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 　　 　　(一)何谓演化经济学 　　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一词来源于科学哲学，意即一套科学界公认的理论及规则。具体到演化经济学范式中，“演化”是指渐进的变化与发展过程，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及现存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演化经济学范式通常采取历史的、比较的、制度的、案例的和解释的分析方法。 　　演化经济学的诞生，可以回溯到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典论文。凡勃伦向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问题，首次提及了“演化”概念。此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以互补的方式相继得到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马歇尔、萨缪尔森和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日渐取得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因其研究对象、前提假设等无法解释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等新问题而受到质疑，2000年发轫于法国的“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至此，试图对整个理论研究基础进行重构的演化经济学再度复兴并蓬勃发展起来。 　　正如列宁曾经断言的：“自然规律在社会职能发展中，不是趋向没落，而是日益巩固。”演化经济学跨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最优、均衡等藩篱，提出复杂行为人、历史演化、心智重要与满意、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等诸多假设，重视个体与群体的差异，借用生物学的进化隐喻、遗传变异与选择机制，同时对非平衡热力学、混沌学及复杂系统理论兼收并蓄，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 　　 　　(二)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之辨析 　　属于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的演化经济学，与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其相异之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