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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视角探讨中国大都市区治理问题 　　摘要：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许多大都市区拔地而起，主导着各区域的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化给都市带来很多弊病――城市病、超荷运行等，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是城市的公民，以都市文化感染都市人和都市环境，塑造共同价值的都市精神及建立和谐的都市秩序是重中之重，本文结合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剖析大都市区的治理，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文化；大都市区治理；都市精神；都市秩序 　　一、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的缘起和发展 　　大都市区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成果，大都市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许多大都市纷纷涌现，成为这些发达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信息中心。20世纪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膨胀，交通设施改良，开始出现人口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前迁移的浪潮，因此带来的大都市区的发展已经超过原有的政治界线，许多问题都在挑战了发达国家对于大都市区的治理能力，而美国是率先进行大都市的治理的研究和实践的国家。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以碎片化分布，这种碎化的地方政府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弊端，影响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亦指出：美国地方政府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大都市区的治理问题。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大都市区政府改革的热潮，其主要观点是建立独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进行更加有效率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这也被称为单中心主义，单中心主义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反对行政区之间为发展而竞争。20 世纪50年代正统的单中心主义受到了质疑与指责，不同于单中心政府的一支独大，多中心主义认为公共服务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政府的垄断应该被打破，还应该建立和维护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公平环境，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至于单中心主义和多中心主义孰优孰劣，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们需要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辩证性地看待。20世纪90年代，新区域主义出现了，可以说新区域主义是以上两个流派调和的产物，在许多方面克服了它们的不足也继承了它们的许多的优点，新区域主义学派主张在美国的大都市区创造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认为解决区域问题应该统筹兼顾竞争与合作两种机制，在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起区域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主义治理模式整合了单中心和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当前社会依然具有实用性和很多有待研究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 　　二、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现状 　　1.大都市区的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在加速，由此带来大都市的数量的增多，2000年全国共有117个大都市区，到2010年全国共有128个大都市区，到目前大都市区发展的势头更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用强劲，将可能带动大都市区向纵深发展，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各个地区大都在政策的指引下加大发展力度，大都市的数量有增多的潜力和趋势。根据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绝大部分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在扩大，以人口为口径测算的城镇化率也超过50%，此外各级都市区人口比重呈 “头重脚轻” 的倒金字塔型，都市区规模等级越高，对应的人口比重越大。 　　2.大都市区的空间布局和变化 　　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其空间分布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区位条件等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大都市的格局在空间上按照“东、中、西”的战略淬炼和演进，在当代社会中国的大都市则在顺应世界潮流动态性地变化。目前中国的大都市大都集聚在中国的东部，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在东部地区内部，出现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主要的大都市密集区，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地区已经形成了大片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地区的显要性目前更受到党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故东部是大都市集结、发展的沃土。中部地区的大都市区的数量也在增多，但是不及东部，西部的大都市区的发展则比较滞后，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引领西部其他城市的发展，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 　　3. 大都市区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 　　合作与竞争是大都市间普遍存在的现象，目前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对京津冀的发展作了重点的规划和布局，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所谓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个体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出于“合作”，又高于“合作”，纵观各个大都市区，它们大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完成相应的目标，但是大都市区之间的并不是总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合作共赢、利益互享，大都市区之间往往由于存在行政体制的障碍和文化背景的冲突等而合作不得其法，因此在许多的领域走向了互相竞争的境地。大都市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大都市而言将是一个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