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硅谷成败启示.docVIP

复制硅谷成败的启示 　　硅谷座落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内，硅谷的前身――圣克拉拉谷――长期以来被誉为美国的水果之乡。在二战以前，圣克拉拉谷一直是美国的水果基地，并不存在自己的工业基础。仅有的工业，也只不过是食品加工业。随着二战的到来，圣克拉拉谷的农业时代渐渐结束。新的现代工业如洛克希德导弹和航空公司等，使圣克拉拉谷逐渐由一个农业中心变为一个工业中心。但真正改变硅谷的还是电子业和半导体业。圣克拉拉谷的电子业大约从20、30 年代起就已初具规模，而半导体业则始于20世纪50 年代中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硅谷开始了其迅速的发展历史，引领世界半导体业的发展，成了20世纪高科技的典范，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所谓的“硅谷”或科技园，以期复制硅谷的成功经验。 　　一般认为，硅谷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活跃的风险投资，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等独特的硅谷文化，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和风险投资商等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便捷的交通和宜人的环境，有效的政府政策和法律体系。 　　经验好像很简单，然而，如果与以硅谷为参照系的话，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硅谷模仿者是成功的。因此，正如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所预言：硅谷模式不可复制。如果以科技园的发展速度以及是否实现建立科学园的目标的话，还是有不少取得了成功、成为世界知名“硅谷”的例子。 　　被誉为“欧洲硅谷”的剑桥科学园位于英国东南部的剑桥郡，毗邻剑桥大学，于1970年由剑桥三一学院所创建，是英国最老的科学园，也是世界著名的技术中心之一。自建园以来，该园区发展迅猛，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风险资本市场，园区里的高科技公司约1600家，吸引了就业人口约4.5万。剑桥科学园的成功，有几个重要的经验。一是科学园在资金、税收等政策上向中小企业倾斜；二园区里的小企业极其专注于各自的擅长领域，其核心业务相当明确，而非每样东西都去制造；三是园区里的科技企业灵活地与本地区、海外的其它科技企业、同行联盟或者合作，与高校的科研部门也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剑桥科学园与美国硅谷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其规模只及硅谷的1/6，无论是创业公司或者风险资本，在数量上都相差甚远。如果把硅谷称为“新经济的中心地带”的话，那么剑桥科学园就如其自己所定位的一样，是世界新经济网络的一个“节点”。这里以小企业为主导，也没有硅谷那样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划时代创新或培育出如硅谷的微软、英特尔或GOOGLE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很多人对此进行了分析。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欧洲人创业精神相对较弱。正如拉塞尔?雷诺联络公司负责人亚当?黑尔所言：在美国，如果一家新公司赚到了1000万美元，它的创始人肯定希望再去赚2000万美元，但很多欧洲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事业成功后大多选择卖掉公司套取现金，而且并不打算重新创建一家类似的新公司。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风险投资人才，很多英国的风险投资家对科技企业毫无经验，他们只对优惠政策感兴趣。管理人才的缺乏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这里的CEO有30%左右从美国引进。 　　日本筑波科学城建于1963年，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处，占地27平方公里，是世界上著名的高技术园区之一。1974年，日本政府开始将所属9个部（厅）的43个研究机构，共计6万余人迁到筑波科学城。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 %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 %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全部预算的50 %左右投资在这里。到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日本累计投入两万多亿日元巨资。目前，筑波大学城已经成为以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中心和高水平的教育中心。虽然筑波科学城也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充足的资金，但该园区的产值并不高，以1999年为例，其产值只有7000亿日元，而且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产出，高新技术产值在其中所占的比重有限，与其科学城的称号并不相称。从这个角度讲，筑波并不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科研与产业界联系不密切，很多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二是高新技术开发机制落后，技术开发要经过立项、审批等程序，从具有开发意向到最后成果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些问题背后深层原因是政府直接干预。因为筑波科学城是政府主导建立的，主要科研机构也是政府的下属部门，因此其行为带着浓重的政府管制色彩，而研究人员也不重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台湾新竹科学园始建于1976年，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离台北约70公里，海、陆、空等交通都极便利，临近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新竹科学园被认为是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经过3期开发建设，目前新竹科学园已经形成集成电路、电脑和辅助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等六大产业，其中以集成电路和电脑两项产业成绩最显著，目前这两大产业的总产值占科学园营业总额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