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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国际合作实践与挑战 　　中国经济内需和外需的再平衡，往往被降低出口依赖度、扩大内需这一模式来表征，并且以消费为主，但在基建投资领域，内外需再平衡正在以与此相反的方式进行。 　　自2018年以来，国内基建项目落地和整顿地方财政都进入了关键期。中央希望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速度，限制预算外的各类支出责任和或有负债，稳定宏观杠杆率，同时通过PPP模式来为基础设施投资开辟新的实施方式，但上半年对PPP项目库毫不留情的集中清理也显示出中央严守财政底线的目标要优先于扩大总需求。在海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基建产能也在加快步伐走出国门，通过完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路径推动当地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复杂，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的贸易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来自实体经济跨境交易的支持，中国迫切需要在更广泛的层面来推进经济全球化。从基建行业内部看，中国自身在积累了充足产能和先进经验的同时，国内防范金融风险和环境保护升级，也意味着国内有一部分基建产能需要进行转移，而在经济发展对落后的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是一个供求双方实现更有效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 　　与单纯调控国内需求不同，平衡国内外的基建需求除了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产业政策以外，国际合作是执行的关键环节，这需要有基建产业链上的跨国企业集团和多边开发银行（MDB）、商业金融集团来承担，而它们遇到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基建国际合作的前景。 国际基建合作成为全球化新动能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基础。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也是带动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在金融危机后，基建投资也成为逆周期政策的一部分。 　　6月7日，商务部副部长高燕在第九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称，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发达国家为更新升级老化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复苏也陆续推出了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7年至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6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每年就需要1.7万亿美元的融资规模用来改善基建。“加强基础设施全球化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业界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全球多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高燕说。 　　非洲进出口银行执行副行长Denys Denya称，基础设施薄弱是阻碍非洲贸易发展的问题之一，因此，该行从传统的贸易融资扩展至向上游基建提供融资，除了主权贷款也愿意为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担保或者是增信措施。 国际金融合作渴求私人资本 　　相比于项目东道国单独开展基建投资，国际多边发展银行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几乎都是获得国际主流评级机构2A、3A级的发行人，在跟客户打交道时有足够的信用取得他们的资金。这些多边发展机构成立之初大都是着力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专业性相比于商业机构而言更强，有更多更好的能力去处理基础设施方面潜在的风险。此外，因为多边发展银行可以直接跟东道国政府对接，也可以跟其他发展机构对接，了解各国急需发展的领域和项目。 　　但是，仅有东道国政府和这些MDB是不够的，资金始终是制约国际基建投资需求的瓶颈。就如同中国政府目前在试图通过PPP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国际金融机构也迫切需要私人资本的参与。 　　世界银行交通与数字化发展全球实践局局长Franz Drees-Gross认为，如机场等有良好收费前景的基建项目适合私人部门投资；如城市大规模路网和水供应建设，是社会民生的考虑，需要政府投入，如果要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这类项目的话，那么政府征收的税收只占到国民收入的9.5%左右，这显然是不足以支持的。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尼泊尔、斯里兰卡等等，他们需要获得大量的基建项目的投入来做基建项目，但是这些国家所征收的税收只能达到国家收入的15%。” Gross说，“我们要吸引社会资本。” 　　这一现状意味着，政府或许需要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实力，但如果东道国存在财政收入的瓶颈，那么可能就只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满足对私人资本的支持和基建投资需求。这或许会埋下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但确实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两难选择。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认为，如何调动私人资本开展基建投资是目前国际多边开发银行面临的主要?y题。 　　祝宪介绍称，新开发银行按照项目的现金流、折旧等财务标准对项目按照商业的可行性来分类。其中，电信发电供水卫生等，私人资本趋之若鹜，像机场这样的项目，建成使用后征收的建设费和机场使用费也能够帮助投资人收回投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