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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近代化启动类型探究 　　摘要：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就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而言，它是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起点，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相对一致，中国近代化及中国近代史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得以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因此，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类型这一根本问题重新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中国近代化本身的研究，还可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关键词：大历史观；近代化；启动类型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070-03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化的各项问题，比如对中国近代化的内涵与概念的解释，中国近代化的类型与特点的探讨，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和发展历程，具体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思想、习俗等领域皆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著述颇丰。不仅有大量论文，还有专著，如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2]等。由于近代化的启动类型问题涉及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如何把握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以及如何从更深的层面拓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等重要内容，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也是基本问题。 　　一、近代化理论与方法论 　　在探讨中国近代化启动类型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对“近代化”和“现代化”做个区分，因为大多时候，在谈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很多学者是“近代化”、“现代化”并用的，唯一的区别是时间尺度而已。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期架构，“古”、“近”、“现”的三分法，使得近代与现代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而且是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表达的是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时间概念，甚至兼有近代与现代之意。虽有学者已经指出，“近代化”的概念并不太准确，但，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和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本文采用了“近代化”的概念。 　　“近代化”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学术概念“modernization”时结合本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来的，中国学术界也把它引用过来。关于近代化的定义，说法很多，常用的含义是指：“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政治制度上看，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分歧很大，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主动论、被动论、断裂―延续论。主动论的代表是戚其章先生，他在《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中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有两次启动，而不是一次启动。先是启动于19世纪40年代初，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中断，才有60年代中期的再次启动”。[3]戚其章先生虽然认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主动式，但强调了二次启动论。持被动论的有刘兴豪先生，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被动的，过程是跳跃式的，举步维艰的，所能及的层次是不深的、不透的”。[4]应该说，无论是主动论还是被动论，一定程度上都符合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但许纪霖先生在《中国现代化史》序言中指出：“中国的变迁亦非面临外侮的‘冲击―反应’过程；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延续”。这种说法比起主动论和被动论更加符合历史，会让人感到历史现场的逼近。可是如果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许纪霖先生的观点还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 　　所谓的“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提出来的。就是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达到对未来的社会走向做出一定的预测；就是用整个人类的发展来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到问题。就如黄仁宇先生自己所说：“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世纪或贯穿千百年的互相应证，当中必有蹊跷。”[5]无有独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6]。所以，这就要求人们要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与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 　　如果能够熟练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明清时期开始启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近代化的脚步始终在前进。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具有主动性的，而且是连续的，并不因列强的侵入而中断，保持了顽强的发展势头。 　　二、近代化的启动 　　18世纪至19世纪，不可否认，封建中国的人们以文化中心主义看待自己和别人，生活在自己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