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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村镇银行信贷模式与文化特色 　　摘 要：村镇银行诞生7年以来，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星星之火。与多数中资村镇银行相比，外资村镇银行更能践行“支农支小”的市场目标，安心为农户服务；其信贷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地缘优势，注重邻里评价；外资村镇银行善于将市场化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突出了鲜明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村镇银行；支农支小；地缘优势；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F830.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1-0042-05 　　村镇银行，因为其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服务“三农”的特殊使命，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根据银监会的公开信息，截至2013年末，我国村镇银行已经发展到1071家，已然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生力军。2014年3月19日，银监会发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一步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取消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13个审批项目，并将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由开业后两年调整为半年，这无疑为村镇银行的发展再添动力。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中资村镇银行针对客户需求开发新产品，有效满足了被大银行排斥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但是，实践中，村镇银行受到利润驱使，不能准确定位，盲目追求大客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相反，外资村镇银行在经营理念、信贷模式、市场定位等方面却更符合国家“支农支小”的要求，体现了成熟的金融文化和理性的社会责任感，本文以C①村镇银行为例，探讨外资村镇银行的特点，希望能为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 　　国外不存在“村镇银行”的叫法，从内涵上看，美国的“社区银行”与我国的村镇银行近似。国外对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社区银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社区银行的经营特点、经营风险和经营绩效等方面。 　　伯杰、克拉珀和哈桑（Berger、Klapper 和Hasan，2004）使用49个国家1994―2000年的数据实证后发现，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促进GDP的增长，同时提升整个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并扩大信贷规模。基顿、威利斯和哈维（Keeton、Willis和Harvey，2003）实证发现，美国社区银行在100万以下的贷款市场中占有33%的份额，在农业贷款中占有39%的份额，1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贷款中占有80%的份额，均高于其本身的存款市场份额（19%）和资产份额（15%）。他们同时指出，社区银行容易获得稳定的核心存款，并且服务费用较为低廉，通常依靠零售和投保存款来筹集资金。伯杰和乌代尔（Berger和Udell，1995、2002）提出，社区银行更善于处理“软”数据，因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上比大银行更有优势。惠伦（Whalen，2001）认为，经营范围在同一社区的小银行比跨社区经营的小银行有更好的业绩。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迈耶和耶格尔（Meyer和Yeager，2001），他们研究发现，社区银行经营范围扩张时，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地域多样化的收益。哈维、威利斯和基顿（Harvey、Willis和Keeton，2003）提出，相对于大银行而言，社区银行更偏好于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在过去10年中，社区银行整体保持着良好的盈利能力。 　　国内对村镇银行的研究自2007年开始出现，早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风险管理、市场目标等问题上，最近几年出现了村镇银行业务创新和定价模型方面的研究成果。张鸣鸣（2007）认为村镇银行应开展农业产业化链式服务，强调与经济合作组织、地方政府和保险机构等部门的合作。秦汉锋（2008） 提出在现有环境约束下，村镇银行的制度功能和绩效不能实现最大化，需要与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实现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刘钟钦、高凌云（2008）发现农村易受自然条件影响、信用体系不完善以及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等几个方面是造成村镇银行信用风险的主要原因。傅皓辉（2010）认为村镇银行应该主要为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的农户群体服务。高彦彬（2010）则提出相反意见，指出村镇银行即使为穷人服务也是可以盈利的，服务对象并不能决定银行是否盈利，为贫穷的人服务不一定比为中等收入的人服务盈利少。蒋玉敏（2011）提出为促进村镇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应构建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李元成、任俊宇等（2012）认为最适宜村镇银行的贷款定价模型是RAROC 和DEA模型。张奎（2013）对村镇银行银行卡业务的发展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于村镇银行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针对外资银行的研究成果尚没有出现。笔者的研究关注外资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信贷模式与文化特色等问题，以期引起更多相关的讨论。 　　二、市场定位 　　我国目前已经设立的村镇银行中，大部分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发起，外资村镇银行只占到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