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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指定原则终结 　　多余指定原则在专利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其典型案例莫过于周林频谱仪一案中的音乐伴奏被确定为多余的技术特征，最早被北京的法院采用。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侵权判定体系的原则，一经问世，对其评价毁誉参半。而我国目前有关专利的法律、行政法规，却从来没有对多余指定原则进行过规定，专家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继2001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提出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后，似乎赞成多余指定原则的声音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北京法院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该意见必然给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带来深刻影0向。 　　2003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解决方案草稿》(征求意见稿)，其中第32条也规定了多余指定原则，但在随后的《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会议讨论稿”中，又将关于多余指定原则的第71条放在该稿的最后部分，并注明“本条文仅供讨论参考”。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对是否适用多余指定原则“举棋不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审理的一个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指出“本院不赞成轻率地适用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虽然这样的表态出现在个案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余指定原则在我国专利侵权判定原则体系的历史使命正面临终结，不过，有关多余指定原则的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并不因为最高法院的表态而平息。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有关专利的法律法规当中，从来没有对多余指定原则进行规定，尽管这个原则已在我国部分法院的专利侵权判定中被采用，但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多余指定原则并下发所辖法院，应算一个重要事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9月29日向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该意见在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判定一节中，将多余指定原则与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相提并论，从第47条到第55条，用了9个条款，作出了详尽的规定。由此可见，北京市法院系统对多余指定原则是十分重视和推崇的。笔者认为，该意见的出台，必然给全国其他有专利管辖权的法院的司法实践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否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值得商榷。 　　 　　二、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宽恕学说 　　 　　多余指定原则，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给出的定义，是指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在解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和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附加技术特征(即多余特征)略去，仅以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来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是否覆盖专利权保护范围。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比较的基准是独立权利要求。我国现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1条指出，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一般认为，独立权利要求是必要技术特征的集合，凡是必要技术特征，必须写进独立权利要求中，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必要”技术特征。而多余指定原则却是说，写进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不见得一定是必要的，允许法官自由裁量，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附加技术特征(即多余特征)略去，从而以略去所谓“非必要技术特征“后的权利要求为依据，进行专利侵权判定。 　　有学者指出，多余指定原则或者非必要技术特征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对专利权人的宽恕政策。鉴于专利权人很难撰写出恰到好处的权利要求，难免有时会将个别不应当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写入其中，从而造成对其保护范围的过分限制，如果不采取宽恕政策，在一些情况下会使专利权人处于“哑巴吃黄连”的境地。尽管多数学者也认为多余指定原则应当慎用，但在现阶段仍有坚持的必要。 　　 　　三、多余指定原则的弊端分析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各种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专利法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力排众议诞生的。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无需讳言，专利法必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当时的民事主体单一，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以，法院的审判方式充满了职权主义的意味，一般不单纯认为专利侵权纠纷仅仅是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法院似乎还肩负着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神圣职责。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也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民事主体不断出现，所有制形式也日趋多元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利主体，各种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也从各个方面确立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仔细审慎地分析“多余指定原则”，会发现坚持该原则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