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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探析 　　摘要：本文运用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模型”构建大学知识生产发展动力研究的理论模型。得出政府、产业界及大学内学术群体是现代大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动力源。历时性分析得出各动力源在不同时期的演化历程。共时性分析表明：各动力源及其交互作用在不同国家显示出各自特征，政府、产业界和大学内学术群体在大学知识生产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大学应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及其交互作用，优化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结构。 　　关键词：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2-0080-06 　　知识生产，即各种类型的知识，如真理、原则、思想和信息等的发明、创造、创新和复制的过程。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个人、松散的学会、集体研究、国家规模的大科学等阶段。在100多年的科研体制化进程中，以政府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为主的科研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在这一进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职能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强化。有哪些力量强化了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职能？这些力量如何发展起来？它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析。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从理论上讲，知识生产亦可分为个体知识生产和社会知识生产，知识生产的过程是个体知识生产与社会知识生产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体知识生产遵循合理性（rationality）原则，即知识有其内部的逻辑标准（“真理标准”），个体知识生产是以这一标准为前提的。而社会知识生产则遵循合法性原则，即在好奇心驱动下的个体知识在符合客观事物的逻辑必然性标准的基础上，还需经过一个知识的社会评价与选择过程，以符合人类需求和社会需要。个体知识生产是知识生产的源泉，社会知识生产则是对多样化的个体知识整合的结果。 　　伯顿·克拉克基于政府、市场及大学对高等教育影响不断增强的趋势，将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寡头作为通过其相互作用决定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三种势力，并把这些势力合为一个图形，称作协调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种形式的极度状态和其他两种形式的最低程度，三角形内部的位置代表三种要素不同程度的组合。基于对大学知识生产的理论分析，结合这一模型，笔者将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源的理论模型界定为由政府、产业界和学术主体构成的“协调三角形”（如图1）。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种力量对大学知识生产的极化状态和其他两种形式的最低程度，三角形内部的位置代表三种力量推动大学知识生产不同程度的组合。 　　在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学术主体（主要是教授和学生群体）所从事的知识探究活动是促进大学知识存量增加的主导力量。因此，可以将学术主体视为推动大学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同时，随着当前大学知识生产对外来条件的要求迅速提升以及社会各领域对知识生产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强，知识生产不仅是大学及其内部学术主体随人类对知识探索的需求和能力不断提升的自然演进历程，也是回应社会需要、承担相应职能分工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提出研究假设：大学知识生产是作为外部主体的政府和产业界以及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学术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二、历时性：大学知识生产动力的发展轨迹 　　政府、产业界和学术主体及其交互作用对大学知识生产职能强化的推动作用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历程，具体分析如下： 　　（一）政府资助大学知识生产力度不断增强 　　以二战为转折点，政府以科研合同形式，通过建立国家实验室，成为推动大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外部动力。政府与知识生产的最早结合可以追溯到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则标志着政府推动知识生产的开始。早期的大学并非当然的知识生产中心。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大学主要强调传授已有的文化，严格限制发挥社会功能，因而造成知识生产动力不足。政府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动力主要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一战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参与联邦政府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从而在大学中出现了专门化的科学研究。二战则使美国研究型大学从科学研究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以科研合同形式把战时科研项目落实到研究型大学，组织全国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集聚在国家实验室进行战时军事科研。雷达、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青霉素等重大医学成果均出自大学实验室。战后，V·布什（Vannevar Bush）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题为《科学无疆界》的报告，为联邦资助大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持续的保障。在核物理、核化学、分子科学和材料科学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的美国大型多学科研究中心——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政府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知识生产存量增加的首要力量。 　　（二）产业界渗透大学知识生产程度逐步提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