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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情民法规制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的高度发达，以及外来文化对传统道德观不断的冲击，婚外情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婚外情的高发不仅会激化家庭成员间的矛盾，不利于家庭的幸福安稳；而且容易滋生贪污腐败，以色谋权的不良风气；更严重的甚至还会引发刑事案件，对于社会的稳定安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按研究角度的不同，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与评述如下： 　　一、婚外情问题之古今观 　　婚外情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人们对这类事的观点不同，处理的办法也有着天壤之别。 　　（一）传统社会对婚外情问题的态度及规制 　　古人追求“贞”，传统的贞洁衍生到男女间的一切交往，而不是仅仅要求身体的纯洁。传统社会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礼法。 坚持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所允许的男女两性关系的缔结，建立在严格的程序之上。所有“不以礼交’的性关系都为世人所不容，并对这种非礼之交施以严酷的惩罚，在传统社会，男性的性对象只限于法定的妻和正名定分的妾，除此之外，男性如果和别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就被社会看作不道德，在法律上对此也有相应的处分。 　　（二）现代社会对婚外情问题的态度及规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培育了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个性、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体现在两性关系中的是，人们在处理两性问题时更注重自己的感受，主张更多的性权利。正因为如此，人们敢于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提出离婚。 　　然而我国《婚姻法》对婚外情的规制不够到位：首先，对于婚外情的定义比较模糊，第46条规定离婚时可以向过错方（即有“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的一方）提起损害赔偿，也就把婚外情的法定情形限定为了这两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婚外情还包括第三者，婚外性行为等多种情况；而且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涉及婚外情的案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无过错方以什么理由提起诉讼，侵权？违约？可否对第三者请求赔偿；取证艰难等等。 　　二、学者对当今婚外情问题的看法 　　（一）《婚姻法》的立法不足导致婚外情高发 　　造成“婚外情”高发的法律原因总共有3个方面： 　　1.法律的角色暧昧不明 　　在法治时代的婚姻关系中，人们对法陷入一些误区：认为要么一切诉诸于法，彻底摒弃其他调整手段；要么主张法律的彻底淡出。然而实际上，对于“婚外情”问题法律既要有明文规定，又因为考虑到该问题的情感性、隐私性，法律对它需要留有空白。 　　2.中性立法忽视了男女两性的实质差异 　　即使是在男女平等的思潮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现代，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男女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因此，在此基础上的中性立法反而加剧了不公。 　　3.《婚姻法》这一实体法的内容本身存在问题 　　离婚自由使婚姻中的违约者敢于、甚至积极在婚姻之外寻找另一种选择，而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仅限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如此一来，就使其他一些行为得不到救济，而证据规则的僵化也使得该类诉讼更加艰难。如此一来，就使其他一些行为（如一般婚外恋导致的离婚后果）得不到救济，而证据规则的僵化（谁主张、谁举证）也使得该类诉讼更加艰难。 　　（二）《婚姻法》的修改方向 　　此类研究的争议焦点是：面对目前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的道德失范问题，是应严惩？还是不应让法律去管道德应该管的事？ 　　1.严惩派 　　力主“严惩”的一派认为，当前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非常严重，必须通过国家强制力―法律手段，来挽回局面。而他们的原因有两点：直接原因是当下道德约束力不断削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以伦理道德化法律是我国治理国家的传统。 　　2.缓和派 　　该派的态度更理智和现实，他们认识到了婚姻家庭道德的许多问题，但对于问题的定性和严重程度，并不急于下结论；他们反对简单的严惩了事，更反对动辄诉诸法律。 　　三、解决“婚外情”问题的可行方案 　　此类研究结果是学者们在法律范围内，参考了历次《婚姻法》的修改，结合了中西方成文法中的相关规定，对现行《婚姻法》所提出的理论性改进。，一共可以分为3个方面。 　　（一）“第三者”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现行《婚姻法》只追究过错配偶一方（且只是在离婚时分割财产时做了些偏向无过错方的保护），这种事后救济性方式不足以起到预想的遏制“婚外情”的效果，应该将“第三者”也以“侵权”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 　　（二）夫妻间的“配偶权” 　　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认为《婚姻法》仅在第四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也没有对夫妻间的身份权、性权利、生育权等权利作明确的规定，对于调整婚姻关系是不够的。 　　现今英美法系对配偶权有过系列的阐述，而大陆法系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这与两大法系的本质不同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