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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背景下音乐广播审美趣味构建与引导 　　【摘要】“趣味”的概念早在18世纪时就被美学家提出，经过不断的探索与争鸣，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关于一些媒体节目“趣味”的讨论甚至争论一出现就往往成为热点。本文以音乐类节目为例，由点及面地讨论传统媒体的趣味演变以及对受众的影响。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展开思考，探索未来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在转型融合中的“趣味”构建与引导。 　　【关键词】趣味 媒体融合 广播 音乐节目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一、审美趣味的观点演变与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多样的传播媒介充斥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大众的思考与认知。随着技术的进步及交互方式的不断改变，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体系正在重构。 　　作为传统广播媒体，新闻和文艺一直是其主要的节目类别。音乐节目是广播文艺类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以此谈起，由点及面地讨论传统媒体的趣味演变以及对受众审美的引导与影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近20年来，广播媒体一直在面对各样的冲击并经历着行业的变革。作为先进文化、优秀艺术的传播载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者，情怀也好，娱乐也罢，终还是要将“引导正确审美方向”“传播积极正向能量”“引领时代新风尚”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然而，什么是正确的？有没有标准？说到底还是一个“趣味”的问题。媒体的“趣味”取决于媒体人的“趣味”。媒体人是节目的策划者、创作者、制作者、发布者，他们的“趣味”融入节目，贯穿始终，直接传递给受众，并影响受众。 　　“趣味”这一美学概念在18世纪被美学家首先提出，意指一种审美评价能力和倾向。葛洪《抱朴子?广譬》云：“观听殊好，爱憎难同”。通俗地说，这与俗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表意相近。西方美学家认为审美趣味不可避免是主观的，趣味标准是在人的个体经验中形成的.比如法国的杜博斯（Dubos）认为趣味是从对象获得的主观愉悦， 趣味的根据在愉悦本身而非理性分析。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和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都认为趣味是主观的，如果没有从趣味中体验到快感，就没有趣味之美。但是，他们也都认为同趣味有高低之分，一些趣味比另一些趣味高级。在休谟看来，人与人之间的趣味不仅是不同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尽管如此，审美趣味虽变化无常，褒贬的一般性原则毕竟还是存在的，趣味是有一致性的、有标准的。 　　那么，休谟所说的这种一致性是怎样产生的？休谟认为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审美教育的结果。人们是被引导着、教导着去“自由的”审美的。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辩证的思考。 　　在当代，关于“趣味”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与倾向。审美趣味“多就是好”的观点被北京大学彭锋教授首次提出，他认为“趣味有高低之分，但并不是说当人获得了更高的趣味时就一定会失去曾经相对较低的趣味，就像我们完全可以在欣赏所谓高雅音乐的同时，仍然保持从通俗音乐那里获得快乐。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欣赏范围变得更广了，我们的趣味变得更灵便了”。 　　二、从“美学”角度看音乐广播的趣味“演化” 　　1.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审美趣味 　　广播节目的业态发展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关。纵观广播的发展历史，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国内广播文艺节目中播出的主要内容是那一时期较为流行的歌曲、戏曲，随后有了音乐会及演唱会实况录播、综艺晚会中的音乐节目等，此后又出现了音乐榜单、伴以唱片推介的歌手访谈等。涉及的音乐类型主要包括：通俗歌曲、民族歌曲，这两类所占比重最大，美声歌曲、民族器乐、严肃音乐所占比重较小。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音乐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变革剧烈的30年。对于同样经历巨大变革的广播媒体来说，几乎见证并伴随了新时期音乐产业发展兴衰的整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与其他艺术门类情况类似，批评家掌握话语权，他们影响着广播节目的审美倾向。在音乐节目中由音乐批评家掌握主动，他们了解世界音乐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当代乐坛的最新状况，了解作曲家、作品、歌手、演奏家，他们为广播节目的受众推介作品，确立品位，于是此时期的广播节目由批评家的趣味决定，他们的趣味引领者受众审美的方向。 　　2.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音乐广播的趣味引导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传播怎样的音乐、推广怎样的音乐人，作为传播介质本身的一分子，音乐节目的策划、编导逐渐开始掌握话语权。由于行业的快速发展，似乎批评家和编导的身份也开始模糊不清了。于是，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选择音乐作品，引导受众审美。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国家政策上对于引进版权音像制品限制，刺激了大陆原创音乐的发展，为市场带来了转变与生机，从那之后，音乐广播也随之获得了丰富的节目素材。在那一时期，广播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