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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研究中巴黎学派 　　摘要：冷战结束后，运用批判路径的“欧洲学派”或“欧洲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格局。“欧洲学派”有三大理论分支：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阿伯里斯特威斯学派）和巴黎学派。巴黎学派被视为安全研究的后来者，其独特的理论观点已获得学界认可，其影响日渐扩大。事实上，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理论不仅不同于传统的安全研究，也有别于哥本哈根和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受法国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启发，巴黎学派的以社会学为基础、关注（不）安全化进程、重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融合的三大原则体现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得以对新时代的安全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这也正是巴黎学派安全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其对移民、边界控制和国内监控治理等问题的注重亦使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不可避免的是，巴黎学派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研究成果对安全研究和安全实践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显现。 　　关键词：巴黎学派安全研究欧洲主义 　　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中出现的对传统上狭隘的安全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一些学者主张“将安全的范畴扩展到传统关注之外”，安全研究开始从传统的对国家和军事安全的强调，转向聚焦于非国家行为体、个人的安全政治实践、人的解放以及有关安全自身的争论，欧洲安全研究（或称安全研究中的“欧洲路径”、“欧洲学派”）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欧洲学派”包括以维夫（Ole Waever）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以布斯（KenBooth）为代表的威尔士学派（Welsh School，亦称阿伯里斯特威斯学派，Aberystwyth School）和以彼戈（Didier Bigo）、胡斯曼（Jef Huysmans）为代表的巴黎学派（Paris School）等，欧洲学派的安全研究已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主流。目前国内对于安全研究中的“欧洲学派”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也有所涉及，但对“蒸蒸日上”的巴黎学派安全研究的介绍与分析寥寥无几。为此，本文拟介绍与分析巴黎学派的缘起与发展、其主要理论观点，并对之进行评价，以弥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缺憾。 　　一、巴黎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学者即开始将其社会学传统植入安全研究领域，并展开对传统的安全研究的批判，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学派”。巴黎学派是安全研究中“欧洲学派”的三大代表之一。受法国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启发，巴黎学派由此形成了研究安全、不安全、安全化等问题的独特视角，其影响与日激增。 　　（一）巴黎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学术背景相关。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理想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现实主义获胜，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冷战时期应运而生，而冷战的缓和又造就了基欧汉的相互依存理论，安全研究中的“巴黎学派”的出现也与冷战结束前后国际与欧洲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开始缓和，大国对抗有所降温，传统安全的影响也相对减弱，而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加剧，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欧洲的安全议程即源于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包括欧洲内部东欧国家的融合问题。因此，巴黎学派“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融合”的观点，如东西欧融合、移民、边界控制等正与欧洲现实的安全问题与安全议程相关。 　　（二）巴黎学派的思想渊源 　　巴黎学派借鉴了政治社会学、社会犯罪学等众多不同学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有关学者也与其国内的社会安全研究者进行互动。由于他们关注的主要是欧洲移民和社会监控治理等社会性问题，诸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根植于法国本土的社会学家的观点备受其重视。 　　福柯有关治理性的理论在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聚焦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最终如何控制其公民。国家通过官僚机构、项目和技术，在整个社会制定某种形式的纪律，这最终会成为一种规范，以从精神上实现对公民的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mentalities）。 　　福柯的权力观也深深影响着巴黎学派。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只有自上而下一种维度，它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毛细血管。福柯的分析焦点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以及主权在决定性时刻如何扩散。根据主导性话语原则，治理性是自我治理的艺术，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渗透着权力。因此，权力已经侵入日常生活之中。巴黎学派因此认为，安全不应只从国家层面上考虑，它产生于日常实践，而非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例外，非常时期的安全仅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如果说福柯把权力看作一种关系，布尔迪厄更倾向于视之为一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