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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超验之维与经验之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 　　世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伏尔泰） 　　诚然，“哲学必须谨防希冀神道设教”，然而与此同时，哲学所做的事，其实必然就是神道设教。（列奥?施特劳斯） 　　 　　一、宪政与天道 　　 　　2005年8月，“宪政天道”论坛初建，刘军宁先生嘱我做开坛致辞。贤者所命，焉敢不就。兹录数语如下： 　　 　　太初有道。然而“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不可言说，意味着作为偶在生命的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残缺，必须对无限和整全的事物保持真挚的敬畏。可造物主又忽视了人性之中癫狂的一面，于是他将遗憾地看到，人类总是穷尽所能去追索“道”之奥妙，以至生出“道在蝼蚁、在?稗、在瓦甓、在屎溺”的虚妄感慨――对“道”的庸俗化表达，亦正暗示着人类得道之心的迫切。更有甚者，某些专制的生灵俨然以“道”的化身、“道”的主人自居，内心膨胀如地球，精神圣化如天神，人世独裁、战乱等灾祸，多半由此而生。 　　历史之镜几经崩裂弥合，终于从苦痛的生存经验当中找寻出必要的教益：权力本无善恶，而人性的面孔却在善恶之间变幻莫测。所以，无论这个人平时多么端庄谨严，多么智慧无私，一旦攀上权力者的凛然高位，亦难保不沦为凶残的暴君。必需有一条坚韧的绳索将他束缚在一定范围之内，捆绑他强横的触手，限定他任性的脚步。之于归家的尤利西斯，为抵御塞壬女妖极具迷惑力的歌唱，他用绳子缚住了自己，这被后人引申为“宪政之道”（见冯克利：《尤利西斯的自缚》）。但又有多少人如尤利西斯那般明智而清醒？因此不可冀望所有的权力者都主动捆束自己的手脚。我们最好事先准备一条久经锤炼的金丝绳索，在适当的时机抛成圈套，以驯化未来权力者头脑之中游荡的马基雅维里因子。这条由自然正当与历史理性合力编织的命名为“宪政”的绳子，正是“天道”之所系，“人道”之所表。 　　从本源上讲，宪政是天道的政体外形；从功用上看，宪政的落实必然借助于天道的威慑力。有哪个权力者不痴想权力的无限涨大？有哪个权力者甘愿在一个偏狭的小圈子跳欲望之舞？人们给不出肯定的答案，就要想方设法在他们的头顶之上悬挂一把可以令他们时刻警醒的利器。这一达摩克利斯剑在中国的终极表达，被称为“天”，在西方则是上帝。当然，中西歧异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天道”由于缺乏天与人之间的张力，结果衍生了天人合一、人人皆可成圣、皆可得道而代天立言的幻象，“天道”丧失了对“王道”、对“霸道”、对权力者的威慑。所以虽然遇逢几次催生宪政的良机，最终却胎死腹中。而西方社会由于划定了上帝与俗人的永恒距离，生发着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张力，神权与习俗才顺理成章地构成限止世俗权力之边界的超验纬度，宪政的婴孩才得以在启蒙时代平安地降生。完全可以说，没有天道之力，便没有宪政之形。 　　但我们终归要回到中国，回到一个天道之力已然衰弱、人道之力已然缺席的国度。我们能否重新建构一个天上的国，以制衡人间的国？如某些愿作“道之贼”的先生主张，移植基督教，但即便上帝受难的面孔转换成东方的金刚怒目，虚构起来的超验纬度就能够散发相应的威慑？恐怕很难说。打碎一种沉积千年的旧传统固然不易，在废墟之上构筑一种福泽万世的新传统则更为艰辛，尽管我们不能说毫无可能。那么这是否在暗示：没有基督教或者其它教派的文明滋养，宪政在中国就永远难以扎根？――不妨将答案留给未来。虽然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我们毕竟要走自己的路子。 　　有一个细节不容漠视，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明的强壮身影业已在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诅咒声中开始动摇，但西方国家依然能为它们的宪政思想找来强力的支撑，那就是基督教所孕育的两千年传统，或可以说是历史感。这似乎是一个启示。中国的宪政主义者能否全然丢弃苦难的历史？能否视表面上破碎不堪、而实质上却根深蒂固的传统为一地前现代的飘扬鸡毛？这样的问题最容易引发争端。就在喧嚣的吵嚷声中，却有哲人提醒，经验足够长久，即可化为先验（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依照这个说法，我们的古典传统难道不能上升为另一重天道？往昔的宪政主义者在反传统一面的激进化与虚无化所造成的伤害，难道不足以引以为戒？空有制度框架而无历史血缘的宪政，未必能长命百岁。五千年的传统与历史，才是中国宪政的天道之源。 　　自古以来，天道系于民心。没有民心支持的政权断然不会固若磐石，尽管当权者可以利用鲜血、暴力与谎言骗取一时的宁静，但它丧失了民众的厚望，终不可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中国的宪政建设跃不出这个恒常的圈子。因此，我们的宪政主义者必须将眼神从庙堂转向底层，从高蹈的观念世界转向平实的行动世界，与广大的民众一同艰于呼吸视听，唤醒他们维护权利的自觉意识和参与公民事务的政治感觉。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所言：“（宪政）依靠的是人民的自豪感，而不是他们的恐惧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