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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曲艺发展与思考 　　宁夏位于“丝绸之路”上，历史上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作为黄河流经的地区，这里同样有古老悠久的黄河文明。早在三万年前，宁夏就已有了人类生息的痕迹。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曲艺这朵中华民族文艺百花园中的奇葩，也在宁夏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宁夏曲艺的历史 　　宁夏是我国文化发祥地之一，从境内不同时期遗留文化遗址和艺术残片中，也发现了曲艺的形式和影子。 　　从贺兰山岩画遗存中，可以看到周秦时期《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场景。在北魏墓葬和北周墓葬出土漆画、乐人俑以及一些实物中，也发现了曲艺的雏形。唐代时期宫廷乐舞、变文讲唱、曲艺杂戏，如《西凉伎》《泼水乞寒》《孟姜女》《立唱梁州哥》《踏摇娘》等，在西北一带已经广为流传。唐代的名人诗句和史料记载，也都反映了宁夏当时的曲艺实况。 　　11世纪，西夏时期佛教活动鼎盛，各种艺术形式在弘扬佛法、服务于佛教的过程中，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不但有佛教音乐、仪典和法会“曲牌”、“经歌”，还有曲艺形式的叙事性说唱――变文话本俗讲等。在宁夏海原县出土的西夏男童持鼓说书俑，充分说明了在西夏时期，宁夏的曲艺表演已经趋于成熟。 　　元代是北杂剧和散曲兴盛的时代，元曲中常用的曲牌，如“破布衫”“耍孩儿”“麻木黑当当”“清泉当当”等，在宁夏演变扎根。现在，宁夏本地人还仍习惯把曲牌称为“当当”、小曲子俗称“小当子”。 　　明朝时期，南方人移居宁夏，人口增加，宁夏各地的庙会也逐渐多了起来。为了助兴，人们用宁夏固原、隆德一带流行的山歌小调编演故事。曲子多为祈福、避祸，或编演故事、劝人向善等，这就是最早的隆德曲子。清朝时期，宁夏银川平原农业生产生活相对繁荣稳定。甘肃民勤的民间曲艺人、兰州的民间卖唱艺人、陕北的民间说书艺人、甘肃的道情民间艺人等，到宁夏各地赶庙会、卖艺讨生活，经过和本地的方言、小曲相互借鉴影响，宁夏小曲、宁夏道情（也称麻黄山道情）、隆德小曲、盐池说书、讲故事等表演形式，已经趋于完善，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奠定了宁夏曲艺地方曲种的形成。清代，八旗官兵及家属驻扎满城，这些官兵带来了子弟书、八角鼓、太平鼓、好来宝等曲种。这一时期，宁夏城乡已经有许多曲艺班社活动，主要有银川的张格子班、蒋麻子班和新城的卓格儿班等。 　　民国初期，伴随着京津冀等商号在宁夏的设立，一些外地曲种也随之流入宁夏。天津女艺人王子君来宁夏演唱梨花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艺人贵宝、进玉二姐妹演唱河南坠子，以及评书演员马玉明、李世平来宁夏说书。他们在宁夏境内唱堂会、进戏园，在银川街头撂地演出。民国时期，宁夏本土的曲艺曲种仍按照固有的风俗习惯正常演出。但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列主义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早期影响，宁夏曲艺作品的思想性有了很大提高。关注现实、批判揭露黑暗、充分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成为这一时期宁夏本土曲艺曲种创演的重要特色。1920年，海原发生大地震，宁夏小曲艺人编创了《宁夏大城遭了难》广为传唱，后来随着宁夏地区军阀混战和统治者的更替，相继编创了宁夏小曲《马仲英打宁夏》《马鸿宾来宁夏》《孙殿英打宁夏》等节目，反映了当时宁夏重要政治军事事件，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态度。马鸿逵统治时期，宁夏人民惨遭抓兵之苦、鸦片之害。武义山、张有贵等宁夏小曲艺人，在银川街头编唱《马家抓兵》《拨兵小曲》《长工怨》《抽洋烟》等。与此同时，一批反映回族生活的曲目也广泛流传，如《索菲妍诉苦》《烟花女》《满拉哥》等。这些曲目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了较好的统一。 　　随着陕甘宁红色边区根据地的建立和“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县预旺的成立红军的革命故事被编创为快板和宁夏小曲在当地流传。特别是1936年盐池解放，宁夏小曲艺人王有编演了《红军打屈县长》《红军打花马池》，这些作品真实生动，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流传。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宁夏小曲和宁夏道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宁夏小曲艺人王有，宁夏道情艺人王天玉、张斌，被请到解放区接受了新文艺思想教育创编和演出了新的曲目，如宁夏小曲《劳动英雄王科》。 　　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被称为“下九流”、“讨吃的”曲艺人得到了新生，成为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宁夏曲艺从业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长期活跃在宁夏各地的曲艺班社艺人和农民艺人；二是随军进驻城市的部队和地方被改造过的文艺团体中的曲艺工作者。活跃在宁夏各地的曲艺班社和农民艺人，在解放初期普遍存在着管理、演唱曲目以及思想等方面的混乱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宁夏政府对其进行了改造，取缔了旧社会遗留的“养女”、“浑穴”现象，对传统曲（书）目中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脏的、臭的内容进行了清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