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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治理中软性治理规范运用必要性分析 　　摘要：软法研究方兴未艾，宁夏软性治理规范的存在不仅可以有效地溶解回族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却不被国家制定法所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习惯，更可以成为及时运送实质法治精神的便捷途径。软性治理规范的运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关键词：软性治理规范；法治；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D9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32-02 　　 　　2008年，时值宁夏回族自治区50年大庆，同时也是共和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一个对以往的治理模式进行总结和反思的时间点。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治理模式是否有必要转型？如何转型？改革如何向深水区推进？这些问题催促法学研究者思考。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法制目标。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我国法治理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民众的参与和治理的开放性。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政治目标。这实际上是中国进一步适应治理转型大潮和公共领域开放的又一信号。 　　2004年下半年，国内学者梁剑兵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梁剑兵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1]326。 　　一开始，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2]87。 　　笔者作为法学人，对这一理论动态自然予以关注，同时笔者意识到，这有可能正是给宁夏制度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宁夏作为民族地区，天然存在着较其他地区更多的软性法治资源，如民族习惯、宗教规则等。治理的开放性和公众的参与可能和一些普通省份相比更为重要。 　　软法律本来就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本身就不具有社会的外在性，这使得它们比之硬法律和地方性知识，更具有法治本土资源的意义。同时，它也双向地与硬法律和地方性知识具有自然的亲和力，可以有效地舒缓国家强力和社会民众意愿之间的阻抗，减少法治实现的成本，这就值得对其进行法治本土资源意义上的发掘、整理和价值分析。 　　宁夏作为民族自治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与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应是我区治理中永不放松的课题。 　　目前我们可以轻易的观察到：我国由于现阶段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新的社会关系都迫切需要法律调整，而国家法律（硬法）供给却严重不足。这样的情况在宁夏法治建设中自然也有体现。此时应看到，软法的迅速发展是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美好理想与硬法因种种条件限制而实现公平、正义不足的矛盾使然。在宁夏这样一个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法治意识交杂之地，法治建设更应重视软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于在公共治理中所凸显的，不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化机构实施强制作为后盾，社会行动者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制定规则并实践规则的行动，软法是对此进行概念化的有效工具。同时，软法的实施中的参与和协商精神使它可以有效地溶解回族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却不被国家制定法所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习惯，有利于吸取民族法制的“本土资源”，与软法机制的回应性特征相结合，使得软法成为及时运送实质法治精神的便捷途径。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