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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给予我们启示 　　各位学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办“纪念安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可谓期待已久。安波先生是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曲礼》：“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领航人。举办纪念活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再一次走近安波先生、进一步懂得并深刻地认识安波先生。通过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的时空穿越把我们的精神连在一起，让前辈们的成就和贡献成为我们今天虚心学习、奋斗不止的宝贵精神财富。 　　安波先生是一位属于人民的音乐家，是在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工作者。他的音乐活动，无论是文艺创作、学术研究还是艺术教育管理，都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与黎民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他从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到建设新中国社会主义家园的伟大时代一路走来，忘我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时代洪流中，讴歌人民、贴近生活，为理想、为信念而奋斗。今天，我们在安波的《拥军花鼓》《兄妹开荒》中，在他参与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中，仍能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与历史的震撼。我们毋庸讳言，那一代人有他们的时代局限，例如艺术技巧、艺术手段、艺术氛围和条件等等，但音乐总是要满足所处时代的需求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才能尽到音乐家的历史责任并在其间逐渐形成不朽经典。通览古今中外音乐历史，无论是中国音乐家中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传世之作，还是西方音乐家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乐》等，正是因为艺术家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肩负起了国家的使命、民族的使命，其作品必然强烈地烙印并凸显着时代的印记和民族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没有哪个艺术家的成就不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下。 　　音乐要从生活中来，音乐还要回到生活中去是安波先生一生的艺术实践给我们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当前很多艺术实践及艺术教育人士虽然认同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但却缺乏丰富的阅历、体验与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没有五体投地的融入生活，吸取文化的润物无声；只有不遗余力地冲锋陷阵、沾染娱乐的哗众取宠；没有功在诗外的潜心攻读，敞开胸襟的海纳百川；只有违背规律的旁门左道，孤芳自赏的小众情调。唐朝布袋和尚的著名诗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就是在劳动中的水稻插秧中，感悟到了人生哲理，深刻诠释了“低头”和“退步”的真谛，证明了艺术原始于自然科学中，成就在社会科学中的哲学理念。安波就曾说过：“我们的生活里少不了音乐，我们的音乐里更少不了生活。我们音乐工作者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音乐，而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或兴趣为出发点，那么，他纵然有再‘高深’的思想，再‘奥妙’的技巧也无济于事。”好的艺术作品应具备灵性、灵气、灵魂三个条件。灵性是采集民族音乐中最闪光的元素并把它巧妙地结合到作品中来；灵气是作曲家在与民族音乐元素碰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幅度的才华释放；灵魂是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根据重新整理安波先生的艺术简历，我们能够看到有那么多经典民歌，如《小白菜》（与章枚合记）、《黄河船夫曲》《牧歌》等，是经过安波的记谱整理才流传全国的，他搜集撰写的《秦腔音乐》《东蒙民歌选》（与许植合编）、《越南民歌选》（与林荫编译、配歌）已成为音乐学的经典。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树立民族、民风、民情的创作意识，是安波先生成功的法宝，也是深入生活获得艺术成就的必经之途。 　　安波先生是一位有使命和责任担当的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建院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音乐及艺术教育人才，取得了突出成就。1963年，新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要着重继承和发展中国艺术传统，建立中国音乐学院，指出中国音乐学院应以民族音乐为主，要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以安波先生为院长的第一届校领导班子遵循中国音乐教育要“古为今用”的原则，秉承中国音乐教育要“继承和发展”的传统，在1964年《关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设想》中阐述了中国音乐学院办学定位就是要努力建立民族音乐体系，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创作和表演的专门人才的办学方针，为中国音乐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古为今用，意指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古为今用”与历史上主张修史、治史都应当着重“古为今为”如出一辙。中国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艺术精髓，鉴定艺术真伪，要遵循当代艺术教育的客观规律，绝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