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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社会结构初探 　　摘要：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的社会关系包括僧团内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以及清众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僧团戒律在统治阶级的立法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向宗法社会靠拢的倾向。这一世俗化倾向说明戒律具有强化身份认同的作用，可以为协调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的整体平衡服务。 　　关键词：禅宗僧团；戒律；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66-04 　　 　　中国禅宗僧团戒律的代表是始作于唐元和年间的《百丈清规》(又称《禅门规式》，已佚)，此后历有增补，自北宋而成《崇宁清规》十卷(又称《禅苑清规》，云门宗禅僧真州长芦宗赜所撰)，南宋递增编校为《咸淳清规》(又称《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二卷。宋代禅宗门风兴盛，僧团的管理往往赖《清规》以自立。需做说明的是，《咸淳清规》由金华惟勉删校编订，成书于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距宋王朝的灭亡不过5年时间，传布影响有限，故而本文研究主要以《禅苑清规》及宋代僧籍和寺院管理法律等文本为论述依据。 　　 　　一、宋代禅宗僧团戒律模式的构成 　　 　　禅宗僧团戒律模式是依托禅门清规而建立的组织管理模式，它包含僧众的日常行事规则和寺院丛林组织管理结构，以及对僧人修行的指导、弘法活动的要求等内容；在整体社会环境中，僧团戒律模式与宋朝僧籍管理的基本法律形成内外二重的互动结构，是禅宗人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一复杂的管理模式中，空间、历史和文化是僧团内部建立关系的基本层面，也是扩大禅门影响。使宋代禅风蔚为大观，逐渐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影响层面。理清这三个基本要素，可以为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管理模式的建构提供整体框架。 　　 　　1　禅宗僧团戒律模式的外部空间 　　宋代禅宗的整体氛围处于武宗灭法之后，是寺院各宗先后凋敝的背景下，山林佛教独盛的表现。宋代禅宗的发展规模及其社会影响都具有相当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禅僧通过与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接近，在思想上有明显的儒化倾向。而在组织管理模式上则逐渐具有了世俗宗法的特征。禅宗僧团是社会的特殊存在，它处于宋代宗教法律管理体系所提供的整体框架之中，是社会法则运行的组成部分，后者构成了禅宗僧团戒律模式的外部空间维度。 　　在禅宗僧团寺院的管理上，宋代建立了完整而复杂的僧官选任制度。在《禅苑清规》诞生的宋徽宗年间，僧录司由鸿胪寺管辖。地方各州也设有僧官。宋代僧官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的一致还表现在僧官职位的分层上。宋代僧官分为十阶，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僧官选授上，以试经补迁为主，次补或殿试僧官为辅，这也是宋代独创。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僧官的僧团管理必须经过尚书省或鸿胪寺的批准，将教令转化为政令，经过州军的中转才能实现上传下达。因此，在宋代僧团的管理中，并不享有充分的自治，政府对寺院管理有相当强的控制作用。 　　在僧团寺院的管理上，宋代政府的控制也极其明显。由于寺院经济可不纳税，政府为防止剥削资产的流失，对寺院的创建采取严格的管制，这是自唐而来的惯例。太宗“禁增置寺观”，此后历位帝王对此均有限制。对于已有的寺院僧团，必须以“籍帐”为准，即经过政府对寺院的土地、人口等信息登记造册；未经登记的寺院则为非法。此外，政府还对寺院在工商赋税、铸造法器、徭役丁租等方面都有详尽的法律规定。 　　在僧籍管理上，自太祖后期起即对童行实行经业测试的剃度制度。这显然是从科举演化而来。要出家为僧者，必须经过约12万字经书熟读、背诵的考验。从《高僧传》来看，宋朝绝大部分高僧都是经试出家的。宋代的僧籍管理(包括童行)实行复杂的“全帐”(三年一普查)与“敕帐”(一年一普查)交叉僧籍造册制度，对僧众的管理发给度牒、戒牒和六念三种不同的身份证件，对人口控制极为严格；甚至僧尼云游，也必须经由寺院担保，申请地方官府发给准许外行的公文，写明僧尼原住寺院、法名，前往州府、出游时限等内容。 　　从上述内容看，宋代禅宗的僧团戒律模式处于外部环境的控制之下，自我管理的空间很小。宋代的法律规范将禅宗的活动几乎完全限制在封建宗法社会的框架之中，僧人的特权越来越少(南宋僧团免徭役需缴纳“免丁钱”)，对其要求也愈发严厉。在刑事处罚中，不少罪名是单独为僧侣设立的，如《宋刑统?贼盗律》中的“盗毁天尊佛像”等内容，而与普通民众触犯同样罪名，往往也是“僧道加等”。 　　 　　2　禅宗僧团戒律模式的内部结构 　　在外部监管环境整体世俗化的条件下，禅宗僧团内部的戒律结构也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特色。自隋唐始，禅宗自修自证的传法方式走向衰落，而依托寺院经济存在的僧团组织广泛建立并得到维持。僧团内部模仿封建宗法制度的管理模式非常明显。这可以从《禅苑清规》中看出来。《禅苑清规》分为十卷，主要内容包括僧职设置、行事仪轨和禅门箴言三个方面，具有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