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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几个基本认识辨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得到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围绕人大更好地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相关学者和人大工作者进行了不断研究与探讨，对人大行使这一职权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人大实际工作中，对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还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厘清这些认识，对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人大制度与时俱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是谁？反思有关的人大理论研究和人大工作实践，对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行使主体的认识上，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过于关注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行使，而忽视了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这一职权最主要、最基本的主体。在理论界，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使上;在人大工作中，每当人们谈到常委会职权行使方面的问题和难点，也往往是把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行使不到位作为主要问题之一。围绕保障和规范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许多地方进行了实践探索，制定了政策或地方性法规，但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其根源就在于对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主要主体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依据宪法、地方组织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与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职权，行使这项职权的首要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须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来源于、服从于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能离开代表大会只说常委会的职权，更不可由此虚化代表大会的职权。换句话说，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行使应从属于、服务于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行使，离开人民代表大会探讨人大常委会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不符合人大制度的本意。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强调人大常委会怎样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偏离或忽视了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最主要、最基本的主体。 　　（二）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基本没有得到行使吗？与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主要主体是谁相关联，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与立法、监督、人事任免等职权的行使相比，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行使最为薄弱，是被“闲置”“虚置”甚至“束之高阁”的。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并非没有得到行使，而是已经行使起来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和决定批准的人大常委会、政府及“两院”工作报告，都属于本行政区域内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全面集中地反映本行政区域内应由国家权力机关决策的事项;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则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重点、方向和力度。人民代表大会对修改完善后的这些报告或议案通过的决议或决定，是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直接而生动的体现，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要就是在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人大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过程中，还普遍存着重形式、重程序、走过场的现象，而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 　　（三）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重点在哪里？一些同志认为，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重点自然应当是在“作出决定”上。其实不然，人大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工夫应当下在“讨论”中，重点应当放在“转化”上，即放在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上。这是由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国家的领导核心及政体决定的。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领导和支持国家权力机关充分发挥职能，实现人民的意志，是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本质，就在于运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在于把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意愿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上升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在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载体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并不是也不应当简单复制或移植党的主张，而是能动地发挥反映人民意愿、汲取人民智慧、凝聚人民共识的主要民主渠道作用，使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过程成为进一步充实、丰富、完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