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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消费观念差异;住房篇;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失业有救济金，退休有养老金，孩子生多了有补助金，各方面的福利做的都比较好，于是普通外国人追求的是日常的生活质量，多给自己生活的乐趣与放松。对于投资固定资产、购房置业等相对薄弱。人们的思想对于购房后一生承担还贷的压力不愿面对，也不愿承担。尽管西方的金融体系极为发达，各家银行争夺贷款客户招数一招有一招，首付款最少只有5%，然而还是很大一部分人群不愿买房，于是租房就成了习惯。在他们看来人生恨短，生活不能被房子所束缚，为了一套所谓的永久产权房，还贷压力将束缚你的一生，而人的一生一直在背着承重的包袱，而成为终身房奴。当然西方国家不少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对于追求财富的不断增长，购置豪宅、享受奢华的生活，那是另当别论。 ;中国人有好多美德。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就??勤俭节约、购房置业、安居乐业。中国人从古代就有买房置地的观念，而今，随着农业效益的下降和公有制制度限制，除了开发商买地建房外，而人民最常用投资就是买房子，留给子孙一份祖房家产。买地手头只要有钱，买房置地是第一选择，一般认为，房子不会像股票一样大起大落，一夜暴富也不会一日蒸发。随着纸币保值能力不断遭到怀疑，而房产至少可以保值，维护自己财富增长。于是房子就成了人们追求财富，满足财富堆积的象征。 ;中国人的住房理念和西方人截然不同，比如中国人喜欢买房，而不喜欢租房，但这样的理念并非国人普遍崇尚奢靡之风，也不是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更不是中国人顽固不化，不愿意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上海租房环境，租房的配套服务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谈心理引导，谈改变住房理念，恐怕很难有效果。 西方国家的民众，工作流动性较大，因此在一个城市固定买房，未必很划算，但在中国，传统理念是“安居”才能“乐业”，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你在一个城市很难立足。租房在中国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在各大城市中，城市安全问题往往容易迁怒于租房户，一些地方甚至认为，租住户是犯罪的某种根源，是高发区，对租住户的检查，也往往高于有固定住房者，还有拆迁，租房户实际上也是首当其冲，这样的现实，逼着人们不得不买房。即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得不被房屋所套牢，是他们愿意吗？不是，是无可奈何之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租房和中国的租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租房，很多都是一些质量很差的房屋，如果上海房地产普遍和西方住房一样，质量可靠，而不是目前这样，租房和住房可以一眼分清。如果各城市不存在孩子读书需要高额的择校费，以及其他很多不合理的费用，那么中国人又何尝不愿意租房？租房的大环境是建立在城市对自由迁徙有良好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保障，非要引导百姓租房，恐怕很难实现。 更何况，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还并不成熟，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房价目前仍然存在着上涨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早点买房，实际上是非理性市场下的理性选择，而并非是打肿脸充胖子。 ;金融篇;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中，出现了新的消费方式，即欠债式消费。这种消费方式企图在实质上不提高工人的工资，而以欠债的方式进行消费。就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而言，有三个先后出现、但对于加速商品价值实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方式。 一是广告，用谎言和影视科技的结合来刺激各种不见得需要的消费。 二是分期付款，让工人先得到使用价值的实惠，再烦恼交换价值的付出。 三是信用卡消费，把商业经营的风险（商品卖不出去）转嫁给货币经营，以图再生产的顺畅。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确保商品可加速出卖、可以加速转化为货币，并且，为了保证这种消费方式的普遍性和效度，背后则是司法、监狱等国家机器的法权保证──只要你瞻敢不按时缴费，就有信用破产、身系囹圄的下场！尤其是分期付款和信用卡，更是加速了商品所有者加快拿到货币的手段，因而信用资本的经营范围从生产领域走向了个人生活的消费领域。;“卡奴”是台湾民众发明的一个新词，即信用卡与现金卡的奴隶。“信用卡”（按台湾银行规定累计额度可以透支20万元新台币）与“现金卡”（可以提现金，也有额度限制，但刷卡以后就要付利息，且是复利，即利息又变本金不断循环），是银行为推动消费金融所创造的金融商品。据了解，在台湾办理“双卡”很容易，但贷款利率很高，一般都在15%到18%左右。也就是说，向银行贷款新台币10万元，除要按期返还本金外，还要上缴银行利率高达新台币1.5万到1.8万元。根据统计，目前岛内有900万人持有信用卡与现金卡，而“卡奴”人数约７０万人，其负债金额是月收入的62倍，平均每人负债总额高达190万元，其中濒临破产边缘的卡奴近50万名。根据警方的调查，每个月因为卡债而走上绝路的，保守估计超过40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软件篇;年 度;盗版软件猖獗的原因;所谓免费软件(Free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