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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中一个问题再思考 　　摘 要：东阳――义乌两市之间的水权交易虽有借鉴意义，却也产生了一系列后遗症，提供了一些教训，而民法中的地役权制度与水权交易合同具有前提、性质、目的以及意思自治上的契合性，并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一定的途径。 　　关键词：水权交易；第三方利益；地役权 　　一、情况概述及问题 　　浙江省东阳市和义乌市地理上相互毗邻，改革开放以来两市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水资源匮乏，对水资源需求更为迫切的义乌市产生了很大的用水困难：义乌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7.1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1130立方米，是一个典型的缺水型城市。而邻近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东阳境内拥有钱塘江三大源流之一的东阳江，多年平均径流量达到8.74亿立方米，全境水资源总量也达到了16.08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略高于浙江省的水平，在满足自身需求后，每年汛期还要弃水3000万立方米。义乌在与东阳市进行协商后，于2000年11月24日签订了一份水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了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永久性使用权以及协议成立后两市所应履行的相关引水义务。 　　但是在该协议达成之后，也传出了一些质疑的声音。除了协议双方之间的矛盾外，主要来自于两市的一些邻近县市。例如东阳邻近的嵊州市和磬安县认为，自己在这场交易中受到了一定损失，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这就涉及到了地方利益平衡的问题，水资源作为一种流域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跨行政区域性，其不会因为行政区的划分而改变其分布规律，我国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在管理体制上经常只重视对区域机构的设置而忽视了流域机构的设置。这就导致各个地方更注重自身的利益，从而不可避免的产生地方利益的冲突，而在这场水权交易中出现的质疑声实质上也是这两种管理体制与水资源分布发展规律不符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虽然在该笔水权交易中出现的问题在这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例如嵊州市与东阳市的矛盾在浙江省政府的协调下达成了妥协，但是其主要依靠的是上级部门的行政协调，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另一个问题是，上级部门以及行政手段的过多介入，也必然会抑制市场手段的自主性优势发挥。 　　二、水权交易与地役权制度的契合之处 　　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财富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人口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民法调整对象的“人”和“财”两个要素的对立就是对这种困境的反映，而民法就是为了消解此等困境而存在的，这是民法制度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前提。随着二战后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很多部门法都呈现出一种“绿化”的趋势，民法在这其中也不例外，而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中更是离不开对民事手段的运用。这是该笔水权交易产生的大背景，也是笔者拙见的前提。 　　我国《物权法》第156条规定，地役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不动产的效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851条规定：“称不动产役权者，谓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汲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根据这两个关于地役权的法条，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发现地役权制度与该笔水权交易存在的契合。 　　（一）前提上的契合性。地役权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两处不动产即供役不动产和需役不动产，供役不动产与需役不动产须存在不同的归属，这种不同的归属可能是所有权也有可能是使用权，但是都体现出为不同的人所实际控制和利用，这就是需要利用他人土地的前提。同样在该案中涉及到两个市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 　　（二）本质上的契合性。地役权的本质，是一种以限制供役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为内容的他物权。通过对该笔水权转让协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东阳市原本对于自己辖区内水库中多余的水是完全可以支配的，即使是因为无法用完而白白的排掉也是其支配管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因为有这笔交易，其就必须按照协议的约定将这些水供给给义乌市，除此以外还需要通过对水库进行维护等方式保证对邻市的正常供水，以及容忍义乌市在其辖区境内建设一些引水工程，其原本对水库水乃至具有的完全支配管辖的地位受到了协议的限制，必须按照协议的约定对水进行处理了。这也与地役权制度中供役地支配人的权利在地役权成立后受到限制的情形相符合。 　　（三）目的上的契合性。通过对大陆和台湾双方地役权立法以及域外的相关立法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地役权的核心是利用他人的土地来提高自己土地的价值，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这起水权交易案例的最初目的，就是义乌是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而向东阳提出买水的需求，作为中国小商品集散地的浙江省义乌市，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建起若干全国小商品市场后，吸引了大批商人聚集，常住人口急剧膨胀，形成用水资源紧张的局面，义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