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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起档案执法案例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两起比较典型的档案执法案例的分析，认为在档案执法中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档案法规体系不完善，一些与档案法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欠缺，执法依据不足：二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执法中存在着随意解释档案法的现象。 　　关键词：档案　执法　案例 　　 　　从依法治档要求的有法、依法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档案法制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是虽然我们有了《档案法》，大多数省市也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一些部门也颁发了部门规章，但这与《档案法》要求的完整法规体系还有差距，《档案法》要求的很多规范性文件迟迟没有出台。二是一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档案执法中不能严格按法办事，对《档案法》的内容随意解释。 　　案例一：2003年第五期的《中国档案》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起倒卖档案案查处始末”。文章对发生在吉林省的一起档案倒卖案进行了介绍。案件发生于2000年，长春市市民赵鸿飞到吉林省档案馆出售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有关业务活动的档案资料，经吉林省档案局法规处组织省档案馆的档案专家进行鉴定，认为这部分档案中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档案资料属于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价值的档案，因当事人没有说清档案来源，经省档案局分管局长批准，吉林省档案局法规处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在调查时，吉林省档案局法规处的同志明确告知赵鸿飞“不能说清档案资料的全部来源，不能批准出手，如想卖，必须说出准确来源”，因赵鸿飞急于出手，被迫说出是从古玩商李忠信处用2500元购得的。吉林省档案局法规处的同志随后对李忠信进行了调查，查清了李忠信倒卖档案牟利的事实。据此，吉林省档案局做出了对李忠信处以罚款1100元、没收违法所得500元的决定。后经听证，吉林省档案局对李忠信的罚没款调整为1100元，李忠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罚没款交到了吉林省档案局，此案告结。 　　从对这起档案违法案件的查处，我们可以看出在档案立法、执法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档案立法不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欠缺。《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属于国家所有的，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具体范围：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征得国家档案局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根据这个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档案局规范性文件，具体划定本地区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范围，经国家档案局同意后予以实施。”但从文章对案件的介绍中，我们没有看到吉林省档案局制定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以下简称非国有档案)规范性文件，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否经国家档案局同意。有权制定非国有档案监管范围的吉林省档案局未制定对非国有档案监管范围的规范性文件，对非国有档案的监管来说，在立法体系方面应该说是有所欠缺的，档案法规体系是不完整的。二是吉林省档案局在未制定非国有档案监管范围的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采取临时组织档案专家鉴定非国有“档案”是否属于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做法是与法治的要求相违的。国家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之所以立法就是为了把国家机关的权力运用过程公开、透明，使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运用程度、运用程序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哪些是受法律保护的，哪些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自己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是受法律保护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而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在处理相互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时，怎样利用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就要求在制定固化人们利益关系的法律时，必须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法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把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的法律公布出来，让人们了解法律、熟悉法律，按照法律的要求合法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富勒揭示法治内涵时说的：“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意思都没有。”所以，法律必须公开，没有公布的法律不执行，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吉林省档案局在没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用临时组织的专家鉴定意见作为依据，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处理显然是与法治的要求相左的。三是在执法细节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是在赵鸿飞向省档案馆提出出卖要求的情况下，吉林省档案局组织省档案馆的档案专家来鉴定赵鸿飞所出买的“档案”是否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对赵鸿飞的出卖行为来说，省档案馆是利害关系方，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公平与公证，对国家和社会是否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鉴定应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