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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理孕母现象伦理反思 　　【摘 要】 本文从不孕夫妇视角对代理孕母现象展开伦理反思，对比论证了代理孕母为不孕夫妇带来的正面和负面伦理价值。认为，只要坚持自主选择权和不伤害原则，代理孕母在伦理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关键词】 不孕夫妇；代孕；自主选择权；不伤害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子女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儿育女作为夫妻爱情的结晶，一直是理性完美家庭的必要条件之一，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见生儿育女对家庭，特别是东方家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受社会竞争激烈导致的思想压力大、环境污染、晚婚晚育、人流技术滥用和不良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越来越多的夫妇难以实现“为人父母”的愿望。数据显示，世界上的家庭不孕不育率迅速攀升，从20年前的不足3%已经上升至2008年的10％以上，而且日益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受益于生殖技术的飞跃发展，通过“代孕技术”等使得许多不孕夫妇“为人父母”的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本文所指的代理孕母(Surrogate Motherhood)是指代人妊娠的妇女，用自己的卵自然授精后妊娠，或用自己的卵人工授精后妊娠，或利用他人的受精卵植入自己子宫妊娠，而所生的孩子必须归还给委托者。“代理孕母”出现后立刻引发了相关议题的伦理反思和争论。其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代理孕母”是否会造成女性身体和代孕婴儿的商品化？“代理孕母”带来的基因母亲和代孕母亲之间的分离是否会造成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混乱？以及代孕合约的有效性或由此带来的社会法学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不属于伦理学探讨的范畴。袁玮［1］对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述评。其中支持者认为仁慈帮助她人的、非商业化的代理孕母的合理使用会促进家庭的幸福，代理孕母（代孕妈妈）与买卖婴儿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代表性人物为刘科［2］。而反对者则认为“代理孕母”让女人成工具化的“生育容器或机器”和婴儿成为商品，会带来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异化，其代表有Liezlvan Zyl和Antonvan Niekerk［3］，陈浩和陶黎宝华［4］。 　　从上述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大多是从代孕妈妈和代孕婴儿的角度对代理孕母现象展开伦理争论和反思，但从不孕夫妇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却凤毛麟角。基于此，本文拟从不孕夫妇角度对“代理孕母”现象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伦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可孕女性委托她人代孕的现象进行伦理探讨。 　　二、从不孕夫妇视角对代理孕母的伦理反思 　　在从不孕夫妇视角对代理孕母现象进行伦理反思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不孕夫妇为何选择代理孕母。通常选择她人代替怀孕（代理孕母）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不孕夫妇至少一方不能生育；可孕夫妇中的妻子害怕分娩时的疼痛或者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其中第一个是首要原因，因而本文从不孕夫妇视角对代理孕母现象展开伦理反思。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代理孕母现象也不例外。 　　1、代理孕母给不孕夫妇带来的正面伦理价值 　　（1）满足不孕夫妇享受天伦之乐的愿望。不孕给许多不孕夫妇的婚姻蒙上一层阴影，而代孕则可以满足他们得到自己孩子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没有孩子才是影响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和睦的根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代孕是一条出路。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追求爱情和婚姻，建立家庭、生养孩子是人生幸福极为重要的部分。因而，代理孕母可以让不孕夫妇多了一个人性化的选择。至于代理孕母是否妨碍家庭，主要看它对爱情是否有消极作用。 　　（2）拥有一个健全家庭。“代孕”可以使不孕夫妇拥有一个健全的家，这对不孕夫妇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因为一个健全的家可以解决诸多的家庭内部矛盾、缓和基础家庭关系，同时还可以让现代社会的白领女性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职场。换言之，代孕可以化解许多内部和外部矛盾，从而使无论是家庭和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与稳定。 　　（3）另类生命的体现。在不孕夫妇看来，代理孕母所生出的孩子可以拥有多个母亲，使母亲身份多元化，同时也使孩子获得更多的爱。从而能够丰富孩子的人格。前提是只要他有所成就及家庭教育够好就行（这显然突出了子女最高利益的重要性）。基于此，这些孩子也就不会认为自己是由代理孕母所生而感到苦恼或困惑，反而会认为他比其他孩子多了一位关系更加密切的亲人。被收养不就像有另一个大家庭一样吗？所以，代理孕母所生的孩子不是代理孕母本身的问题，而是孩子自身或他所生活的家庭教育有关。 　　2、代理孕母给不孕夫妇带来的负面伦理价值 　　在代理孕母给不孕夫妇带来正面价值的同时，代理孕母也会给不孕夫妇带来一些负面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1）夫妻情感的迷失。代孕会使有些夫妻感情淡化，或者转移感情，使夫妻感情处于危机状态。因为“代孕”并非单纯的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在金钱契约之下可能产生变形，使求孕方与代孕方可能“产生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