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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质数孤独作者来说意义藏在故事下面 　　这本《人体》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当时的我也充满了恐惧。 　　连续几天的活动和演讲，《质数的孤独》作者、80后小说家、粒子物理学博士、意大利帅哥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先生已经疲惫到连佯作微笑都困难。约定的采访时间被打了五折。短暂的休整后，他坐在单向街书店的会议室，重回宁静。白日将尽，他湛蓝的眼瞳不吐露任何感情色彩。偶尔露出微笑，很难称为羞涩，只是温和。 　　乔尔达诺不准备迎合任何人对他的想象。他不是他的意大利前辈艾柯、卡尔维诺，也不是托马斯·品钦。他也无意从形式上模仿写作导师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他尽可能让科学背景在写作中褪去，让复杂沉入最深的海底，只呈现简单而无垠的浪花。就像用复杂的科学实验得出简单的真理，他说，为了“达到有意义的简单，需要经历复杂”。 　　人物PORTRAIT = P 　　Paolo Giordano = G 　　P：为何由物理学博士转而专注于文学？ 　　G：或许从前我奢望自己能够成为科学家，而后来觉得自己不具备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直觉，就好像总在某种东西后面追逐。在文学上面，在写作的时候，我却感觉更加自如。或许我并不是在这方面更加能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更好。 　　P：为什么作为粒子物理学博士你没有写出跨学科、跨文类的作品，比如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冯内古特的《时震》？ 　　G：因为对我来说时间尚早。物理学的思想目前在我这里仍然过于清晰。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某种遥远的记忆，以便分清到底有哪些东西留在了我的脑袋里，而不是当那些东西还十分清晰的时候就去运用和书写它。所以，或许还需要几年的沉淀。 　　P：通常当一个故事牵连着内心最深的欲望时，作者才会动笔去书写。你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似乎牵连着你解析青春阵痛的欲望，新作《人体》则包裹在一个与之题材完全不同的故事外壳里，这个阿富汗战地青年的故事牵连着你内心深处怎样的欲望？ 　　G：事实上，这本《人体》正暗示着我所经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沮丧。我正面临着一个转变的时期，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面对所有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所以，当时我也接受了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事实上，这本小说就是影射了我所经历的这整个过程，尽管表现的方式非常非常的隐蔽。 　　这本小说之所以有目前的结构，原因也正来自于此。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这些人就好像是囚徒一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然后，他们逐渐获得了能量，事情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每个人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自己。 　　P：这部转型作品完成之后，接下来会进入怎样的一个阶段？ 　　G：一个人总是希望进入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在这件事情开始之前，你是无法预料的。当一个人以非常诚实和个人的方式写作，那么，你所写出的东西就会非常贴近当时的你。这本《人体》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当时的我也充满了恐惧。很可能在下一部小说中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了，但是，谁知道又会有怎样的东西出现呢？ 　　P：既然你的自我疗愈已经结束，接下来的写作会继续面对更加广阔的现实空间吗？ 　　G：我想我不会再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一个故事了，就好像去年到阿富汗去一样，而是会讲述一个距离我更近的故事，一个日常的家庭的故事。很难预测一本书的内容，因为写作的魅力就在于让写作中发生的事情作为你的向导。 　　P：提到物理学家，通常我们会认为他与外部现实是“隔”的。你以记者身份在阿富汗战地待了10天，有没有被现实轰炸的感觉？最终又如何用虚构的力量驾驭你所看到的巨大现实？ 　　G：事实上，我的方法与一个科学家非常类似，那就是将这些人置于一个封闭的沙漠基地里，就好像那里是一个实验室。这样我就可以观察他们。有的时候，我需要与科学给予我的那种模式作斗争，因为它总是要我把想法组织起来。事实上，我希望在写作上使用比较没有条理和无法预料的方式。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此对抗自己那种理智的倾向。 　　P：福斯特·华莱士在你的影响名单上排在第一位，他对你最深的影响在哪里？ 　　G：我是在19岁时发现他的。从那时起，他始终是我从事作家职业真正的向导。这并非由于华莱士的想法也非常具有科学性，是在他所写的东西基础之上，他总是非常关注人类的痛苦，以及人们在建立与他人关系时的困难，而这一点也同样困扰着我。 　　P：《质数的孤独》被某些评论家批评为“放弃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因为你的书写拘泥于自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识地想要突破？但你刚才又说之后的写作要回归日常和家庭生活，批评家所说的“社会责任”呢，你把它放在哪里？ 　　G：我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区别。由于在第二本书里我讲述了战争，所以大家会认为它明显承担了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