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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刑事审判法思想初探 　　【摘要】作为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有着较为丰富的刑事审判法思想。他主张仿效西方，在我国构建专门的审判机关体系，设立陪审制度，废除法堂刑讯，并呼吁对审判官进行职业教育和严格选拔。沈家本的学术思想和修律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刑事审判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沈家本；刑事审判；思想；刑讯；法官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3－DODO－66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悖，号寄移，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清末著名法学家，曾先后出任清廷刑部左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法部左侍郎等司法要职。因长年供职于刑曹，他对中国传统刑事审判法有着全面和切身的认识。1902－1911年，在“西法东渐”的情势下，沈家本又奉命主持并全程参与了中国法律史上有名的“清末修律”活动。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会通中西”的刑事审判法思想。正如杨鸿烈先生所言，沈氏是“集中国法系大成的―人，且深懂大陆英美法系，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今年适逢沈家本先生诞辰170周年，为纪念先者，本文拟对其刑事审判法思想作一初探。 　　 　　一、关于审判厅的设置及权限划分 　　 　　审判厅的设置及权限划分，是刑事审判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但在我国，传统司法并未形成一套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审判官厅制度，听讼定案之事几由行政衙门兼理，就连中央的“三法司”，其审判权力也多相互挚肘且从属于皇权之下。沈家本对此指出，大清官制等书，虽“会典至详”，然“审断难立专门”，其“治事之规程，权界之斟画”缺乏规定。面对中国当时“审判官制诸多未备”的情形，沈氏认为，“非特辑专例，不足统一事权”。为此，他提议“将裁判各职司编为专章”，以审判法的形式对审判厅的设置及权限划分作出严格规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发布上谕，“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至此，大理院成为了中央最高一级审判机关，那么随之而来的焦点问题便是在全国建立几级审判机关以及如何对其“分权定限”。 　　由于中国的国情与近邻日本极为相似，因此沈家本在该问题上倾向于效仿日本法。沈家本指出，《日本刑法》将犯罪区分为违警罪、轻罪和重罪三项，“犯违警罪者，警察厅得而惩治之。犯轻罪者，得于区裁判所赴诉，而不能越控于地方裁判所。犯重罪者，得于地方裁判所赴诉，而区裁判所不得受理。控诉院则承受不服地方裁判所之审判者，而并无始审之案。大审院则承受不服控诉院之审判者，而自理词讼，以皇事、官犯及国事犯为断。是故大审院不必俯侵控诉院之权，地方裁判所不能兼理区裁判之事，分之则各成独立，合之则层递相承，所谓分权定限，责有攸归者也”。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十月二十七日，沈家本就任大理院正卿后不久，便以大清官制节略“变通日本成法，改区裁判所为乡谳局，改地方裁判所为地方审判厅，改控诉院为高等审判厅，而以大理院总其成”为依据，在中国正式实施四级审判官厅制度。 　　如何划分四级审判机关的具体权限，沈家本曾上了_一道专折陈述自己的建议，并得到清廷认可。其意见如下表： 　　然后，沈家本以此为据，开始分步骤地筹设全国各级审判厅。当务之急是在大理院之下筹建京师各级审判厅。沈家本认为，京师地区，“以地方审判厅为重要，乡谳局次之”，其地方审判厅应主要负责重罪案件(徒流以上之罪)的初审，京师“乡谳局”则应更名为“城谳局”，“于内外城分设九所”，负责轻罪案件(无关人命之徒罪以下)的初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沈家本通过制定《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对京师地区各级审判机关的权限作出了详尽规定，京师地区的审判官厅体系得以先行建立。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沈家本又上奏折，请求编定全国性的审判章程。在获得朝廷允许后，他不辞辛劳地连夜开始率人主持拟订《法院编制法》，于次年完成草案并奉旨交宪政编查馆核议。《法院编制法草案》除将“乡谳局”更名为“初级审判厅”外，坚持了沈氏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大理院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中对各级审判机关权限划分的办法，其内容也都基本上成为了后来《法院编制法》的正式条文。 　　与此同时，沈家本遍查各国审判法律，发现在四级审判官厅体制下，国外审判庭的裁判官人数均因审判官厅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呈现出这样一种共同规律，即“初级审判以判事―_人专任，名单独制；地方审判为三人、高等审判为五人、最高审判为七人，名合议制”；而当今世界的最新学说是“主倡高等宜三人，最高宜五人’，其优点在于“一则可节省经费，一则可精选谳员”，因为“开庭事宜，向责之审判长―人，定额过多，非惟邻于尸位，复恐群议纷如，意见各执，于裁判反致阻滞”。结合这一学说，沈家本主张，“初级审判厅用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