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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原因与对策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辨双方在法庭举证传证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成为庭审的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既有证人自身责任的原因，也有立法存在缺陷原因等诸多因素，完善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权利义务，加强对证人的司法保护是解决证人拒绝作证的主要方法，为此要推进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真正改变“纠问式”为“控辩式”的审判方式。 　　关键词：证人；权利义务；司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7-0125-02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运用得最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在英美法等国家，证人语言在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美国，有所谓“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之说。 　　一、证人拒绝出庭的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现有立法对证人作证的明确规定，这说明，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然而，在现行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中有明确证人的案件占到95%，而真正出庭作证的案件却不到15%，只有那些在省内或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庭审中才能看到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也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 　　从目前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既有司法实践方面的因素，也有证人自身心理因素等等。 　　（一）立法方面的严重不足是阻碍证人作证的根本原因 　　首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规定过于简陋。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48条与1979年刑诉法第36条、37条规定完全一样，没有任何改动，同时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程度、规则、证言效力、质证等只是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内容，使司法实践过程中很难操作，比如新刑事诉法第151条、156条、159条只规定了可向证人发问，可以通知证人到庭，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证人开庭。这些内容比较原则，缺乏具体规定，什么情况下证人必须出庭，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庭，对不出庭的证人证言如何审查判断，其证言效力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这样导致随意性较大，也就出现了根本不通知证人的情况，更何谈证人出庭作证。 　　其次，证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明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是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将证人作证作为公民对国家应尽的法定义务来规定的，但对于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当享有什么权利，没有规定，也就是说证人只能尽对国家的义务，而自己不享有权利，这明显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同时刑法也规定了证人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刑事责任。证人不能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利，也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再有，法律只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对于违反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后果，受什么惩罚，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可以采取什么强制性措施，因此导致实践中拒绝出庭也没有任何风险。 　　再次，立法上的矛盾为证人拒绝出庭提供的条件。法律没有规定拒绝出庭的后果，却规定了对证人证言的审查标准，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的“必须”是强制性的，说明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询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说明如果证人不出庭，其证言只要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听取公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后，仍然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与书面的证人证言笔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样证人出庭作证就成为了不必要。这也是司法人员对大多数案件不通知证人开庭也不通知证人出庭的原因。 　　最后，证人证言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证人证言是证人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陈述的案件情况有关的内容，证人的陈述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如身体状况、教育程度、人情事故以及自然界客观情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的取得均不相同，可能导致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