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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 　　摘 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是驱使人社会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也是国家法律制度建设和资源均衡配置的必然要求，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是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当下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主要存在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与刑事诉讼法学特殊性不适应，分析理论片面性滞后于国际经济分析法体系，以及对传统分析思想策略影响力关注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对此，要基于刑事诉讼活动现实需求构建经济分析理论理念和模型，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进而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主流学术体系当中。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88-03 　　作为当下一项重要的法学研究工具，经济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刑事诉讼法的法学理论及实践研究当中。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集中于“成本―利益”理论及边际理论上，贯穿于对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几个方面。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意识到其应用前提是建立在将社会个体假定为“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基础上。因此，正确界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和实现途径是当下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重中之重。 　　一、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1]。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 　　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