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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元明两朝青花瓷器青料变革 　　【摘 要】本文以青料的发展――主要是官窑青花瓷器所采用的青料――为线索入手对元明青花之变革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并将元明各朝代的历史更替分为五个阶段加以阐释，即元代、明宣德时期、明成化至明正德时期、明嘉靖至明万历初年以及明万历中期之后，以获得较为清晰并具逻辑性的发展脉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青花瓷 青料 元明 进口料 国产料 　　瓷器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所散发的光芒是不容忽视的。此融合“技术”与“艺术”之大成的器物堪称华夏篇章中巍然耸立的里程碑，其中更以青花瓷最令人拍手叫绝。青花瓷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施釉，再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1]。虽然对于青花的起源，学术界尚存在多种猜测与争论，但纵观青花瓷的兴衰史，元明两朝的青花可被认为是处在迅速发展期中的绝世佳作，亦是古今收藏家口口相传的稀世名品。因此，对于元明两朝的青花瓷做进一步的研究整理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相互辅证，以青花颜料的转变作为线索，简单并清晰地勾勒出元明两朝精美青花的发展脉络，为青花、青料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元代青花瓷器 　　元青花在中国的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虽然根据考古实物资料，元代并不是最早绘制青花的朝代，更不是以钴料绘制釉下彩的始祖。然而正是美国波普博士对于“至正型青花”的定义，掀起了一场关于元明青花断代的热潮，逐步确立了元青花的重要地位。波普博士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带“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依据，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并编写了两本著作，其突出成果便是定义了“至正型”[2]。 　　（一）至正型青花――一切奇迹的起点 　　需要注意的是，“至正型”并不是所谓的官窑器。至正型青花瓷器多发现于海外，加上其纹饰颇具伊斯兰文化的遗风，学者们普遍认为至正型青花瓷器应为民窑生产的外销瓷。即便如此，由于元代钴料资源丰富，当时的外销瓷与官窑器多采用进口钴料，在成色上无太大区别。典型的至正型产品青花发色为深蓝色，蓝白对比的清雅气质让人为之陶醉。配上透明釉的映衬，更彰显其青花色泽浓艳却不失温润尔雅的特点。元代青花瓷器釉面多有黑色斑点，俗称铁锈斑，是进口钴料的独特化学元素配比所产生的现象，其在光照下所特有的金属锡光更是与青花之艳丽形映成趣（见图1）。当然，也有些器物使用国产钴料，其釉面虽然没有黑色斑点，青花色调也不如进口青料艳丽、浓郁，但其青花之典雅、深沉也同样不失为为青花瓷中的经典之作，是元青花中的精品（见图2）。 　　（二）进口波斯料――埋藏在历史中的疑云 　　当今学术界内对于至正型产品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其钴料来源取向问题。不少学者常将元青花（此处代指至正型青花，后同）所用青料与永宣时期所用青料统称为“苏麻离青”或“苏勃泥青”等，而笔者对这样的看法存在质疑。且不论元青花与永宣时期的青花成色的层次感与表现力有些许差别，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元青花与永宣青花各种元素之间的比值存在显著差异，显然不应混为一谈[3]。虽然这两种青花呈现出较为相似的特征，但将元青花之青料与永宣时期之青料分开来阐述更为妥当。 　　根据英国牛津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观点与许明先生的实地考察，元朝所用青花应是从波斯进口。这种说法得到了史料的证明。但不巧的是，元代色料从波斯进口的说法尚不能得到相应矿物存在的证实[4]。也有学者以阿布尔卡西姆所著陶器论文写作年代与元代同时，且包含有关从中国进口制陶原料的记载阐述元代所使用进口钻料主要是来自伊朗卡善的卡姆萨尔村的观点[5]。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此推论具有一定可能性，但至今尚未得到地质学的有关证据。元代的青料来源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完美的解答，然其原料必为外来已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 　　二、明代青花瓷器 　　早些时候，刘益谦先生以2.81亿港元在苏富比香港春拍上拍下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引发了轩然大波；2013年时也有翟健民先生以1.23亿港币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投得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D（碗）。此处暂且不论二者此举在社会上的争论，单就这两件拍品的价值来看便可略窥明代瓷器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而其瓷器的影响力与当时青花的曲折发展有密切关联。 　　（一）苏麻离青料――晕散之最高境界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釉水之精细，更在于其比起至正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浓郁青花，在世界上久负盛名，被普遍认定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若要论永宣青花最胜于元青花之处，莫过于其在“晕散”上淋漓尽致地发挥。 　　永宣青花如蓝宝石般鲜艳的缘由，大概是出自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苏麻离青”了。上文笔者已将元青花所用进口钴料与永宣时期之青料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