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有个“欧元村”.docVIP

皖南有个“欧元村” 　　正值春花烂漫时节，皖南的槐塘村却显得异常的安静。空空的楼房，紧闭的大门，空旷的道路上少有行人。 　　下午1点，在丈夫王家林带着泥瓦匠出去盖新房之后，48岁的邱海燕收拾好碗筷独自坐在堂屋里发呆，她拿出自己的手机，翻看微信里小儿子从西班牙发给她的照片，了解孩子的近况，看看他胖了还是瘦了，“27岁了，也该成家了。”邱海燕常常和丈夫念叨，偶尔还会悄悄流泪。 　　邱海燕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证券公司上班，除了没有成家外，基本可以让她放心。小儿子从16岁离家到西班牙，一去就是12年，最是让她牵挂。 　　“村子里在欧洲打工的人很多，家里也有几个亲戚在那里。”邱海燕说，“孩子16岁时，他的堂哥王震从欧洲回来了，希望将弟弟带到西班牙读书。走的前一天，孩子要到学校看看，我将他送到学校门口，转身离开的时候，我泪如雨下。孩子到西班牙后非常想家，让我买个摄像机将村子和他读书的学校拍下来寄给他，我那天拍了整整一天。” 　　“孩子毕业了，就留在了西班牙工作。”邱海燕说，现在孩子有两个汽车装饰店，赚不赚钱她不清楚，也没有过问，只要安全，对她就是最大的安慰。邱海燕的侄儿王震在西班牙做得不错，他家新盖的房子就在邱海燕家房后，全西式别墅，仅框架就花了一百多万，院子里还有游泳池和车库，院子大门全部是电动的，车子买了两部，在屯溪还有自己的房子。 　　槐塘人的“出国潮” 　　孩子在欧洲，邱海燕却一次都没有去过。她除了会本地方言外，还和很多槐塘人一样会温州方言。槐塘和临近的棠樾村很大的区别就是，这是一个移民村。 　　上世纪50年代末，温州瑞安县发生大饥荒，一部分人逃荒至此，在当时的棠樾村、槐塘村和黎明村一带定居下来，尤以槐塘村居多。 　　提起槐塘村的“出国潮”，不得不提郑朝荣和胡克毓这两个名字。郑朝荣是村里最早出国的，他的爷爷二战时去意大利做劳工，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欧洲。1971年，爷爷去世后，郑朝荣就出国去“继承遗产”。后来传回的消息，郑朝荣在意大利坐拥惊人财富，“整整一座葡萄山都是他家的，这身家据说在意大利也能排上前十”。 　　另一个传奇人物胡克毓的经历更具有可复制性。胡克毓文化程度不高，1978年的某一天，他干农活时心情不好，“火起来把锄头一扔就去看报纸”，正巧看到了一条南斯拉夫总统访华的新闻。胡克毓就心血来潮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了签证，落地南斯拉夫后又到了荷兰。通过开中餐馆，胡克毓白手起家，成了棠樾村第一位自个儿跑去欧洲打工并发家致富的村民。村民们无以得知胡克毓在外漂泊这些年究竟淘到了多少金，只知道“胡家没几年就盖了几栋别墅，但他走之前明明和我们一样住土屋”。 　　于是后来很多人开始效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民如潮水一般前往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闯荡。在很多村民看来，在国内做生意要靠头脑、攀关系、看运气，在国外只要勤奋就可以了，于是去闯荡欧洲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自己的孩子应该是第三代了。”邱海燕说。 　　四十多个儿孙在欧洲 　　从外面看，这是一栋典型的徽州风格的小楼，里面的装修也极其考究。偌大的房子里，61岁的邱金妹哄着怀里只有13个月大的小孙子王孔瑞，老伴王永玉则出去找村民打麻将去了。老两口刚刚从西班牙回来不久，近几年，他们每年有6个月在西班牙，6个月在黄山。 　　邱金妹和丈夫是村里较早去欧洲闯荡的村民之一。邱金妹说，新中国成立前，她的父辈在浙江瑞安时，就去意大利做小买卖，新中国成立后回来就没再出去过。1988年她的丈夫王永玉前往欧洲，最先是荷兰，一年后去了西班牙，开中国餐馆。第二年邱金妹带着孩子到西班牙和丈夫汇合，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现在生意都交给孩子们打理，我和老伴退下来了。”邱金妹说，“想去就去，两头跑跑。” 　　在老两口看来，国外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和生活习惯。“在家里更自由，白天打打麻将，晚上可以去村中间的广场跳跳舞。” 　　透过一栋徽式小楼硕大的不锈钢门，罗银柳老人独自坐在阳光下，用手指着书上的文字，大声诵读着圣经，方言夹杂着年迈，口齿有点不清，这是老人一天最大的精神寄托。92岁的罗银柳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但她的孩子们却远在欧洲。 　　老人有多少孩子在欧洲闯荡，连她自己都数不清楚，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四十多人分别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楼房都是孩子们盖的，很宽敞，也很漂亮，如今只剩下她和一个保姆住在里面。唯一能够安慰老人的是，每年总会有孩子从欧洲回到家中来探望她。除此之外，她只能戴着眼镜，从屋子客厅墙上的相框中寻找孩子们的身影。 　　别样的留守儿童 　　说起孩子，罗银柳老人除了孤寂外，还是蛮自豪的。村子中央的槐塘小学就是自己孩子捐钱建造的，那时的槐塘小学，是歙县最好的乡镇小学之一。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槐塘小学已经没有了往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