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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机关可否成为滥用职权罪主体分析研究 　　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单位经过集体研究甚至形成一个文件,以单位的名义做某件事,收益也归单位所有,且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范畴。这种行为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在实践中常常产生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给追究滥用职权罪刑事责任带来一些困难。 　　有人曾提及应增加机关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也有学者提出,国家机关不能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国家机关是否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主体,在学术上和实践中也是一个争议点,在理论上有必要加以认真的研究。 　　权力机关不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理论上可以做这样的假设:某个地方人大出于某种原因,常委会集体讨论滥用立法权,集体表决一致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所谋取的利益也是归于人大机关(这样的事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那么这一行为看起来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似乎可以成立某人大滥用职权罪。而且由于人大代表及常委会个人此时不能构成滥用职权犯罪,似乎更有必要认定此时是机关构成了滥用职权罪。 　　但是在中国的宪政体制下,我国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在权力机关与同级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中,权力机关处于支配和核心地位。权力机关产生同级其他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要对权力机关汇报工作,并接受它的监督,而它们不能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例如:法院受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支配,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而没有“抗衡”的权力,受权力机关监督,但不能反过来监督权力机关。所以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即使有滥用职权的行为,法院也无权进行审判和认定。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国家机关中的权力机关不可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法院不应干预宪法留给民意代表机构作出的某些决定。这类问题不是司法机构能够解决的法律问题,而是由政治机构解决的政治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权力机关如果有滥用职权行为就无法制约,选民认为代表有滥用职权行为时完全可以有效监督,以更换出自己更信任的代表,以防止代表及权力机关滥用职权。 　　出于刑法谦抑观念的考虑,“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衡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法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所以既然这一问题其它渠道可以解决,通过刑法解决反而是不可能的,就不应再勉强刑法去做这件事了。 　　基于刑法平等原则,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其他国家机关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党委机关、政协机关、军事机关、国家主席机关。这些其他国家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不同,不能当然地认为其可以象权力机关一样不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但是,刑法上明确确立了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仅是刑事司法原则, 而且还是刑事立法的原则,”人人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也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制约。而且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也应适用于法人。“既然单位可以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之一,那么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仅顾及自然人主体间的平等,而对单位犯罪主体间的平等置之不理。”显然刑法平等不仅仅是指自然人间的平等。 　　如果权力机关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主体,那么出于平等原则的考虑,也就无法要求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滥用职权罪主体。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是权力机关就认为不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而对于受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有同样的行为、就认为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话,是极不公平的,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严重相悖的。“平等观念就意味着反对特权,特权与平等是直接对立的,说任何权力都不得位于法律之上,就等于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领域没有什么比相同事件依不同法律进行评价更难忍受。” 　　国家机关是滥用职权犯罪的受害人,不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滥用职权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对此,刑法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活动。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国家利益、政府之威信与政府之统治机能、国家之内部秩序,公务员之廉洁公正、人民之合法权益等。”从上述阐述中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利益、政府之威信与政府之统治机能、国家之内部秩序、公务员公务活动之廉洁公正、人民之合法权益”,那么受害人当然就是这些被侵害之法益的主体:国家、政府、公务员(此处不应理解为自然人个体的公务员,理解为公务或公务活动更妥当)、人民。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滥用职权犯罪中主要的被害人是国家、政府机关。特别是在本罪没有造成公民个人有形的物质利益、人身利益损害,而只是“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下,被害人更是只有国家和国家机关单位。 　　所以滥用职权罪的被害人主要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