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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犯罪学基本范围研究思考 　　现代犯罪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法国学者迪尔凯姆(Durkheim)曾将犯罪定义为研究犯罪行为的科学。他指出：“我们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外在特征，一旦实施社会就会将以被称为刑罚的这种特殊方式做出反应。人们将这些行为归入非正常的特殊行为之列，并强加于这类应受处罚的行为一个共同的称谓：犯罪。犯罪学，作为一门专门科学，正是以这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从其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迪尔凯姆是以犯罪行为作为犯罪学研究的基点，其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犯罪行为及其犯罪行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独立的学科功能。一些犯罪学方面的论著或直接以犯罪学为题的教科书，将犯罪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大块：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预测论。犯罪现象论是研究犯罪作为群体(一定的整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犯罪原因论是指有关犯罪产生缘由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完整解释犯罪产生的全部理论。也有学者认为能够引起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及其过程、结构和作用机制都属于犯罪原因的研究范畴。犯罪预测是指人类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对过去、现在犯罪情况的调查、统计以及其他科学方法，取得的与犯罪和犯罪人有关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一定社会范围内未来犯罪现象的种类变化、数量增减、发展趋势，以及对某些犯罪或再犯罪的可能性等所做的推断和预见。犯罪预测，完全是刑事政策研究的内容，基于今天刑事政策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应当将犯罪预测论从犯罪学的内容中作整体的剔除。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展示了犯罪学知识体系中方法的多重性、角度的多样性，这对于深化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学的研究起点是什么?这是犯罪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长期以来犯罪学者对于犯罪学研究范围的争议和探讨，焦点并不是主要集中在犯罪学研究所指向的具体对象上，而是如何对其进行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上。包括研究的方法和犯罪学研究的范围。 　　 　　1　犯罪学研究的方法 　　 　　犯罪学是以客观存在的社会危害事实为研究依据。是一门实证科学，是观察、分析、试验、归纳、总结的学科。犯罪学研究过程中，应当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在资料收集、分析阶段，观察研究客体的客观特征应当排除研究主体的主观好恶。惟此才能全面、精细、真实地获得对客体地了解。“价值中立”原则对犯罪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犯罪学的研究要完全摒弃价值判断。价值中立应体现在犯罪学的认识论上，而在实践论上应该坚持价值涉入，这是由犯罪学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犯罪学研究的事实不管是否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法律现象，都离不开法律的评价。离开了法律特别是刑法的评价，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无所谓犯罪。对犯罪学的研究必须摒弃极端的“反法律主义”倾向。甚至，可以从刑法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发，找到解决犯罪学理论问题的途径。 　　 　　2　犯罪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笔者认为，确定犯罪学的研究范围应该首先界定犯罪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明确犯罪学的研究起点是犯罪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对犯罪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对犯罪学的学科性质进行深层探索，有利于强化犯罪学学科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发挥犯罪学学科的特定功能。 　　 　　2.1　犯罪学研究起点的确定 　　明确犯罪学的研究起点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犯罪，向来既存在刑法学定义和犯罪学定义之争。“其间的差异，决定了研究者到底是把犯罪单纯看作一个法律现象，还是一个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刑法学定义应该说是确定的。因为我国刑法对犯罪的法律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罚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是刑罚理论的通说。而对于犯罪学上的“犯罪”与刑法学上的“犯罪”，理论界存在“等同说”、“包容说”和“交叉说”三种观点。笔者曾倾向于包容说，认为犯罪学所研究的犯罪，不仅包括法定犯罪，还包括一些未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社会越轨行为等。但经过深入思考，笔者现在则赞同“交叉说”，因为在一个国家的刑法中，处于政权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有时会规定一些本质上并不触犯“道德情感”、“价值观念”的犯罪情形，我们称之为“行政犯罪”，而这类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完全是出于行政目的的需要，并且在刑法中的存在是具有暂时性和受政策影响性的，应该说，这类犯罪是不应该被列入犯罪学的研究范畴的。一般的犯罪学教科书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犯罪”的内涵。因为注意到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不仅仅是刑法中的犯罪行为，甚至包括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等。为解决犯罪概念的冲突问题，将犯罪的概念区分为犯罪的法律定义和犯罪的社会学定义或区分为狭义的犯罪概念和广义的犯罪概念。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