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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污染刑事救济机制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近期环境污染事件呈高发之势，众多环境犯罪却主要依靠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环境污染刑事救济机制“名存实亡”。构建以生态法益为核心的刑法理念，发挥刑事司法打击环境犯罪的关键作用成为建设美丽中国，构筑生态文明的时代需求。唯有从立法上设立刑事环境犯罪专章，完善环境刑事司法专业性追责体系，才能更好发挥捍卫生态法益最后一道法律屏障的功能与作用。 　　[关键词]环境污染；刑事救济；立法；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76-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38 　　[本刊网址]http：// 　　建设美丽中国，构筑生态文明成为十八大以来备受民众关心的话题。然，近期环境污染事件呈高发之势，特别是严重的雾霾笼罩在中国近四分之一的国土之上，如此恶劣的环境状况与构建美丽中国极不相符，同时也造成民众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公共管理能力产生了质疑。应对环境问题，刑事救济以其严峻的刑罚手段成为捍卫生态法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但，其所取得的实效却令人堪忧：环境犯罪难立案，以经济制裁取代对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追责，刑罚执行成为空白文书……环境污染刑事救济机制“名存实亡”。作为一个工业化发展的大国，中国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理极少甚至是“零处理”不断挑逗着公民的神经，两者尖锐的冲突不得不令人反思：中国环境污染刑事救济体制是否健全？如何真正发挥这一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 　　一、我国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现状分析 　　（一）我国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现状 　　在立法层面上，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救济主要由刑法进行规制，现行刑法典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共有9节，其中第六节共有9个条文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的相关罪刑。该节所侵犯的法益为社会管理秩序。该节共有15个具体罪名。在1979年《刑法》中的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八章中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几个简单的罪名来应对当时的环境犯罪，很显然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够的。鉴于环境犯罪上的立法空白，立法者又制定了多部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如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条文。在1997年《刑法》中关于规制环境犯罪有了较大的变化，在本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为“破坏环境保护罪”设专节，除保留原有的罪名外又增加近十个环境犯罪罪名，完全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立法模式。在其后为完善1997年《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又相继出台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此章节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污染人罪的门槛，值得一提的是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无论是在环境物的范围上，还是在人罪的要件上都做了很大的变动。其后又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适用作了具体说明，并提出构成环境污染犯罪共犯的有关情形。 　　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主要采用成文法的形式，在具体的章节中规定环境犯罪的罪名。同时，为弥补立法空白，立法者又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辅之。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过程，逐步形成了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系。 　　（二）我国环境污染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虽说我国现行刑法典用一节的内容规定污染环境犯罪，但是任何立法都是基于特定历史因素的考量，同时伴随着法的稳定性和抽象性等不可避免的瑕疵，因此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瑕。 　　首先，我国将环境犯罪置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中，法益规定为社会管理秩序的保护，这显然不利于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也不利于惩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环境犯罪。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将环境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定性为生态法益，即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本身以及其他环境利益。当然，也有部分国家支持人类中心法益论，法益是人格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生命健康身体的安全才能成为法益的资格。“可以肯定的是，国外刑法及刑法理论不再简单的将环境犯罪认为是简单的秩序侵犯类的犯罪，而是同盗窃等真正刑事犯具有同等非难程度的犯罪。” 　　其次，立法术语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造成司法认定的困难。在具体环境污染罪名的客观行为中要求“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样立法虽然符合立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在司法判定中存有很大技术障碍。虽在2013年两高对该术语又做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以列举式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笔者认为此种方式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个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