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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尤尔根哈贝马斯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解读 　　[摘要]尤尔根?哈贝马斯通过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进行评述，批驳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奉行的“自由民族主义”，指出它是一种错误的普遍主义；并提出了自己对国际政治中的普遍主义的看法：西方传统的民主、人权观念具有普遍意义，但普遍主义应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也应超越现有的国际法，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后民族社会，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 　　[关键词]普遍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后民族社会 　　[作者简介]祖国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4―0052―0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一 　　 　　如童世骏教授所指出的，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 　　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权政治的三层理解。首先，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人权和民主。他也曾在许多场合反复申明这一看法。例如，在2001年访华的首场讲演中，哈贝马斯就指出人权具有超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普遍性，认为自由和人权是人性中最基本的问题，它们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的人们。曾有亚洲国家的政治家认为，在亚洲的传统价值观中，集体优先于个人，个人应适应和顺从集体，这种道德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权利理解不相适应。哈贝马斯对此予以了批判。他指出，文化和道德固然重要，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关键抉择不在文化层面上，而在于社会经济的层面上；亚洲社会不可能不接受个人主义法律秩序的成就而进入经济现代化中。东方价值观认为，法律社团的要求比个人的权利享有优先权；哈贝马斯对此的论断是“如果人们把眼前的个体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的同一性纳入法律的基本概念之中，那么，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选择将失去对象。因为，即使法人只能在社会化的道路上实现个性化，个人的完整性也只能在自由地面对人际问的关系和文化传承的同时而得到保护”。也就是说，在法律的框架内，个人和集体的权利是平等的，即使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也必须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对于东方国家而言，人权也是普遍有效的，个人的人权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在科索沃的问题上，哈贝马斯承认，在古典国际法的框架下，北约的行动确实是在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因为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