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缝里钻出的苗.docVIP

石头缝里钻出的苗 　　农业生产责任制，犹如烂漫山花，开遍神州原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摆脱贫困的希望；犹如长江大河，奔流向前，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广大农民称颂生产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最好的政策”。的确，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最重大的农村政策。它是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它使广大农民成为责任、权利和利益统一的真正的主人。亿万农民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我国农村到处出现了蓬勃的生机…… 　　山西闻喜县人民，吃了十年返销粮、拿了十年救济款、淌了十年辛酸泪，如今，才真正地“闻喜”了。当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的时候，怎么能忘记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株新苗，刚从这穷石头缝里钻出来时，所经历的艰难、曲折…… 　　苦难与探索 　　1978年5月，36岁的县委第一书记张世贤刚上任第4天，未闻喜先报忧：仁和公社一个不到40岁的社员饿死了。 　　张世贤大为震惊，连忙派人赶到现场调查。死者虽然不是直接饿死的，却也是由于贫病交加，被迫上吊的。张世贤感到责任重大。他虽说刚刚上任才4天，可他原来是地委派到闻喜县的工作组组长。十几年来，从地委组织部干事到办公室主任，从组织部副部长到闻喜县工作组长，他一直对所谓“大寨经验”深信不疑，坚决执行。特别是1975年，曾任昔阳县委书记的那个人调到运城地委当第一书记以来，学大寨便以压倒一切之势横扫整个地区。“不堵死资本主义路，迈不开社会主义步”，“一批二干三带头”，“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标语遍地”，张世贤也以为农民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大道。可是，结果呢？眼前这位死者就是证明，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走出机关大院，深入考察一番。 　　在礼元公社，麦收刚过，有的社员就不得不开上证明，由大队开着拖拉机，送“洋叫花子”们乘火车去要饭……。 　　在县城，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故意到“大官”家门前要饭，坐在县委机关门口大骂：“你们还要不要老百姓活了？”…… 　　在南垣山区，“劳动一整天，一盒火柴一根烟”；一个老汉上工时捡到5分钱，高兴得屁股一拍回家了…… 　　是闻喜县生来就穷么？不！闻喜，地处晋南富庶之区。老人们都还记得，闻喜出产的粮食，曾源源不断地支援过八路军、解放军。土改后和合作化那会儿肚子管饱，白馍上还印着红点。河底公社洞子沟生产队在山区，初级社时口粮还基本自给。可是后来，随着农村极左路线和政策的推行，群众积极性受到严重损伤。有一年麦收前取消自留地，把群众到口的小麦夺走了，每家只准养两只鸡、两只羊，买盐和煤油的钱都没有；上面规定，房前屋后、坟头树木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三天不刨，全部归公，于是，树荫遮天的山沟一夜之间黄土朝天；在“想新的、干大的”的口号下，全大队150个男女劳力大干了一冬春，投工3500个，只修地一亩，还被一场洪水冲毁了；两个小队合并成一个队，说是向“高级过渡”，结果粮食减产30％，耕畜损失三分之一，羊减少一半。最后，弄得社员翻地没钱买铁铣，只得到收购站买半截的废品用；几家合使一副水桶，私人没一辆小平车，人均口粮才202斤…… 　　张世贤每走一处，心情就沉重一分，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无情的事实击碎了他自己曾身体力行的那套农村政策绝对正确的信念。“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社员的吃饭问题，有何脸面见父老兄弟？”同情、惭愧、悔恨和觉醒，加重了张世贤热泪的份量。他动感情了，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作了沉痛的检查。他并没有用“缺乏经验”、“交学费”之类的话来搪塞和原谅自己，而是决心摆脱极左的严重束缚，探索新的出路。 　　然而，出路在哪里？ 　　“秘密合同” 　　裴社公社南郭大队，是有名的“难过”大队。 　　怎么不难过哩，当年在“社会主义看工程，没有工程等于零”的“左”旋风下，全大队一、二线劳动力全被拉上去平整土地，加上缺乏科学技术指导，挖了填、填了挖，熟土翻下去，驼峰变马鞍。干了三年才平整好一块地，而生产却直线下降。到1977年底，亩产粮食180斤上下，棉花才20多斤，吃了三年返销粮。人们的心凉了，希望一次次变成了失望…… 　　1978年初，24岁的孙炳新当上了南郭三队队长。小伙子头一回当“官”，以为开会不劳动，工分照样记，心里美滋滋的。他爷爷看出了毛病，语重心长地说：“当队长不是图好看，要负责，让社员吃上饭。要不，到年底，连媳妇也说不上。”他才从云端降到地面，感到了担子重，忙找两个副队长商量棉田面积减少后如何提高单产、保证总产的事。不知深浅的小队长问道：“听说61年搞过包产到户，产量高，不知行不行？”副队长一愣，说：“这办法倒管用，只是‘包产到户’被批了好多年，干起来太危险。”办法好，风险大，怎么办？顾了群众顾不了自己，顾了自己也顾不上群众。总得选一头啊！小伙子心一横：“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了上头，社员没饭吃，社员骂；顺了群众，上头要批。群众选自己当队长，就要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