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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践中几个问题思考 　　摘 要：法治的要求是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法律化，以防止司法的擅断，但这一政策被司法机关全面解读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特别是刑事检察，总是在法律、政策与民意之间艰难地选择。对国情的高度关注、社情民意的最大在意，全然为司法的“三个结合”所使然。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中间环节，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候，处于社会评价的风头浪尖之上，没有超然于社会评价的任何空间。 　　关键词：宽严相济；立法民意；社会关注；检察实践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罗干曾经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历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学界前后就如何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各种视角的解读“精彩纷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应当是贯穿于刑事法律的政策，具有法律的稳定性[1]；另有观点认为，就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言，很显然是在司法活动中所适用的政策，具有时代性的特征[2]。学术论文围绕刑事政策的类型、内涵和作用展开论证[3]；有的还就“刑事政策”概念的起源和西方历史发展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介绍，并提出“刑事政策”已经中国化的论断或者命题[4]。而司法界也有相关制度性安排，如2006年高检院制定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从实践的角度而言，这一政策依然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而且主要是在“宽”上做文章[5]。 　　司法机关的确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司法的一个基本政策看待的，原因之一是理论界对“严打”以来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的反思推动了司法实践的理性变革。这一司法理念首先是适应了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需要，也是司法回应。从基层的司法实践看，这一政策的落实很存在着现实的困难和制约因素。也就是说，在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国情的基本现实需要。 　　 　　一、“宽严相济”如何因应我国社会转型期刑事犯罪高发 　　这一问题的提出看上去似乎很荒唐，因为任何政府不会对刑事犯罪坐视不问，而且总是对刑事犯罪施以最强大的国家暴力加以反制。我们一方面强调尊重民意、民愿、民需，一方面强调刑事司法的宽容，作为基层司法者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适恰的平衡与选择。不可否认，有些对社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先进理念需要不断地加以“推销”，引导民众逐步地理解和接受。但他们是以生活的现实需要和实际质量来对社会政策予以评价的，怎样能够给人们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活秩序，才是他们要予以保褒彰的，即“实惠决定态度”。 　　回应我国社会转型期刑事犯罪高发、严重暴力犯罪频发、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犯罪突出的问题，司法就应当持有鲜明的态度，即严打。尽管严打不是万能的，但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回到基层，回到校园周围，回到网吧世界，回到中国民众生活的现实社会中来，就会理解民众与“社会精英”的生存环境是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就是回到知识的殿堂，不是也发生了青少年“弑母”、“弑师”的案例吗?一味地强调要让违法犯罪的人快快回归社会，但他们回到社会上，果真能够“快快地”适应社会吗?社会能够容忍他们的“异端行为”吗?这都是司法所要予以回应的具体问题。 　　 　　二、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适应的的地方”分析 　　人们在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候，总是理想化地“从宽”有余，“当严”不足。所谓司法不适应这一政策，就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轻缓化判决与刑事诉讼过程中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羁押普遍化，据说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因为“西方国家”把审前羁押作为例外[6]；有的认为“审前羁押”适应了有罪推定的需要，并且存在“以捕代侦”现象[7]。但对于轻缓化司法审判结果的另一个现象似乎没有引起注意，即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缓刑多、尤其是渎职犯罪强调过失、责任分散。司法审判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关切，那就是职务犯罪判处缓刑多、一般刑事犯罪轻缓化判决多，不难发现存在司法对职务犯罪的格外“同情态度”，也隐含了司法的某种隐忧：这样做，难道不会引起腐败甚至是司法腐败的强烈反弹吗?人们在强调要求国家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发生司法审判对职务犯罪的轻缓化问题，二者陷入了矛盾之中。 　　怎样关注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意见?刑事被害人与刑事犯罪人果真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吗?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这种协议是符合社会正义与公正的?这都考量着司法者的良知。基层司法者不是圣人，唯有战战兢兢地恪守着自己的准则，即不超越法律规定的底线，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