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变迁及其对中国现实意义.docVIP

市民社会理论变迁及其对中国现实意义 　　摘 要：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理论经历了三次大变迁，早期西方思想家将其视为独立于自然状态的社会，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将其独立出政治国家，而自葛兰西以后，市民社会开始逐步脱离出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而呈现出非官方公域这一状态。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以葛兰西，尤其是以哈贝马斯的理论为基础，更加注重志愿性社团这一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克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内在悖论，也可以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志愿性社团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变迁 　　（一）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是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将社会伦理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由市场交换、商品经济构成的领域。“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1]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家庭中的个人走出家庭寻求利益的场所，市民社会为这种利益的追逐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 　　黑格尔的这一市民社会的理论受到了洛克、亚当?斯密以及孟德斯鸠的影响。在黑格尔之前，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流派，即查尔斯?泰勒所谓的“洛克学派”和“孟德斯鸠学派”。在洛克看来，“社会首先源自于一个把个人从自然状态解放出来的契约，然后这个新形成的社会接着才建立了政府”。[2]孟德斯鸠的研究方法与洛克不同，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制政府是这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了使整个政府不至于走向独裁，必须用法律来约束政府。而议会、贵族团体是法律有力的捍卫者，它们对抗专制的国家，使社会与政府的力量达致平衡。这一观点同样也影响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以至于他的市民社会观念中融入了那些能自觉进行自我管理并按自己的方式整合进国家的实体――即‘同业公会或社团法人’（the Corporations）”。[3] 　　马克思同样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法，并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归入经济基础的领域，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的工商业生活的总和。但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4]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市民社会提供了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属于公民的“私域”，它与政治国家对立，并推动着政治国家的发展。 　　（二）与经济社会的分离 　　意大利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使市民社会第一次脱离了经济社会，并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审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既有经济基础的领域，也包含上层建筑的领域，诸如学校、政党、教会、工会等组织，都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这样市民社会在以文化、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领域便与政治国家所包含的领域形成了重合。因而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国家等于政治国家加上市民社会。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包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并且其上层建筑的一面与政治国家达成了统合。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明显的葛兰西的烙印，他同样认为文化领域是市民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与葛兰西不同的是，他认为市场体系和文化体系作为组成市民社会的两大部分，都是私人自主的领域，其与政治国家构成了对抗的态势而不是统合。 　　由此，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这一分类方法对近现代市民社会的演变具有重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不管是二分法还是三分法，都是以哈贝马斯的这一社会分类为理论基础的。 　　（三）近现代市民社会理论 　　受哈贝马斯的影响，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独立于国家的实体，在这个领域内既包括市场，也包括社会文化领域即非官方的公域，其中由个人与家庭组成的经济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当代中国学者们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基本上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他们认为“当市民社会最终摆脱了国家的政治强制控驭时，就标示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自觉。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化过程的结果，便是二元结构的确立：即作为政治设置的制度空间由国家占据，在此以外则是私域和非官方公域这两大基本的独立领域，即市民社会。”[5]这种二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加看重市民社会的经济因素的一面即私的领域，当然，非官方的公域也被囊括其中。这与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基本上是相同的。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则为三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市民社会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仅为社会文化系统即非官方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