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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术馆将摄影藏品作为观察和研究摄影发展基础 　　2002年8月，我国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被查出罹患肝癌。12月6日，《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采访了临终的侯登科，撰写了文章《如果他去了，影像交给谁》。在这篇采访中提到一些朋友正在为侯登科筹划2003年2月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也提到法国有摄影艺术机构出资15万元要购买侯登科的全部作品，但被他拒绝了。 　　这篇文章在当年引起了不小反响，它提出一个当时很多业内人士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侯登科的作品在他逝世后由谁保管？ 　　《深圳特区报》在2016年4月的一条有关侯登科摄影展览的报道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侯登科临危之际，在病床上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好友于德水、李媚，并和他们定下了“12年之约”。他们约定，如果12年之后，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接收，并且发挥这批作品的作用，那么就将这些作品交由他的女儿处理。 　　??时在中国，摄影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得到文化和艺术领域人士更多重视，更谈不上系统地展览、整理、收藏和研究某一位摄影家。因此，夏榆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很难回答。 　　然而，问题并非没有回应。这篇文章引起了广东美术馆对摄影收藏状况的进一步思考，后来对侯登科作品收藏的讨论成为广东美术馆在2003年举办的大型纪实摄影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引子。 　　从史学考量和人文关怀入手建构收藏体系 　　21世纪初，国内公共美术馆的摄影收藏制度以及保存、修复、研究体系的建立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美术馆是国内较早介入摄影收藏的国家美术馆之一，在展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筹备过程中，广东美术馆与摄影师进行了广泛地沟通，在这些摄影师的支持下，广东美术馆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250位国内摄影师的600余幅参展作品，从而为该馆最初的摄影专题收藏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学术视野。 　　史学考量和当代人文关怀始终是构成摄影收藏意识的重要思想推动力，也是广东美术馆在摄影收藏实践中的立足点之一。 20世纪初，作为通商口岸的广东，以开放的贸易交流和自由的城市精神，在摄影的发展上也领风气之先。在摄影研究、理论、实践和出版方面为中国近代摄影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广东摄影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是开平人沙飞，在漫长的战争生涯中，他以饱含激情的拍摄和传奇的人生历程，贡献给中国摄影史以诸多话题和有影响力的作品。 广东美术馆在王雁等沙飞家属的支持下，收藏了沙飞创作于1930年？1940年代的300余件作品，同时王雁女士还将其本人多年来从事沙飞研究的相关文献悉数捐赠广东美术馆人文图书馆，并成立了“沙飞暨中国摄影史研究文库”。 　　对于地方摄影史的梳理并对其进行相关专题的收藏也是广东美术馆的一大收藏特色。该馆陆续策划了韩志光、陈锦怀等粤东地区基层摄影师的专题展览。这些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此部分摄影作品的规模性收藏对于丰富和完善该馆的广东摄影收藏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建国后民间摄影文化生态提供了阐释的线索和依据。 　　除了进行地域性摄影作品收藏之外，广东美术馆逐渐扩展到现当代中国摄影及具有国际视野的收藏。通过对艺术家及家属积极寻访，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出版、设立“沙飞摄影奖”、举办展览、建立摄影师工作室等多种形式，在国内外多方机构和个人努力推动和帮助下，分别完成了对庄学本1930？1940年代摄影作品的规模性收藏，以及吕楠、阮义忠、杨延康、陆元敏、张新民、拉蒂格（Jacques Henri Lartigue）、马克?吕布（Marc Riboud）、克劳迪?斯鲁本（Klavdj Sluban）等多国内外优秀摄影师作品的系统性收藏。 　　该馆在收藏摄影作品的同时，也注重对摄影文献资料的收藏，陆续购入对中国摄影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文献，如《飞鹰》《天棚》《中华摄影》《摄影指南》《晋察冀画报》等杂志、画报、专著。 　　展览、收藏并重，梳理当代摄影发展 　　就摄影而言，藏品以物质性形式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文化、精神、技术等方面的超越和创造；同时，从摄影的本体性角度来说，摄影藏品又映射着独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艺术内部变化。 　　在广东美术馆看来，摄影史的建构和探索正是以摄影藏品为观察和研究基础的。广东美术馆的摄影收藏在看重摄影史料意义、文化属性之外，也看重摄影作品作为艺术媒介本身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其反映的不同时期、不同立场艺术家所持的观念。所以，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广东美术馆不断以展览的形式收藏更多元化的藏品，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来梳理摄影史及反映摄影发展现状。其中，2005年至2009年举办的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可看作广东美术馆代表性的相关活动。 　　应该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在坚持国际化的视野和影像社会学的立场基础上，对推动中国的当代摄影及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第一届双年展面向中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