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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实践与启示 　　[摘 要]在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资本跨地域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由同一籍贯工商业者在旅居地自发组建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异地商会迅速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地方治理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文以广州市花都温州商会为例，探讨了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及其启示，并指出法人地位不清晰、内部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过于单一，以及存在主动行政化趋势是异地商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克服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异地商会 地方治理 慈善捐赠 　　异地商会是由同一籍贯工商业者在旅居地自发组建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经济社团，近年来发展尤为迅速。截至2014年6月底，仅在工商联系统内作为团体会员的异地商会数量就已达到5583个[1]。异地商会具有突出的民间性和自发性，代表了区域合作、社会融合的趋势。在加快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异地商会为单一权力中心的政府治理，向分散化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有助于推动地方公共事务多元治理基本格局的形成和完善。目前，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的温州商会是最为典型的异地商会，截至2013年9月，异地温州商会总数已达245家，地市级以上城市覆盖率达到73.6%[2]。本文通过对广州市花都温州商会运作过程具体实践的初步考察，尝试归纳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及其创新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指出异地商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挑战。 　　一、个案简介 　　花都温州商会是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联下属的一个团体会员，成立于2003年12月，位于有“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花都区狮岭镇。截至2013年10月，该异地商会会员已经达500多个，会员企业有2000多家，绝大多数从事皮革皮具行业，该行业也是商会所在地狮岭镇的主导产业。作为由同籍人口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聚集后的产物，花都温州商会已经实现了不依附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人事安排、财务管理、活动开展等方面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且拥有自建的温州大厦作为日常办公场地。花都温州商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服务会员和会员企业为宗旨的，一是以商会为平台解决会员企业融资问题。例如，近年来与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签订联保贷款合作协议并结成战略合作伙伴；2009年7月启动了“温商民营投资创业互助基金”。二是协助会员企业解决劳资纠纷、治安管理、交通事故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专门雇有保安队供部分会员企业使用。三是针对会员和会员企业开展劳动、消防、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二、花都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过程”[3]。由此可见，地方治理创新的关键在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而作为联系政府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商会理应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花都温州商会作为广州市花都区典型的异地商会，在优化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地方治理。 　　（一）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的制度和组织架构是异地商会自主治理的两大先决条件。在制度建设方面，章程是民间商会的根本性规章制度，它明确地规定商会的宗旨、属性、会员条件、组织机构等基本要素。尽管章程只是原则性的制度安排，但是为商会的日常运作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基本依据。花都温州商会成立之后，即由常务理事会研究制定了《花都温州商会章程》，详细地说明了商会的业务范围、会员权利义务、机构负责人的产生与罢免以及经费来源与使用、章程修改程序等内容，形成了比较严谨和标准化的规则体系。同时，商会还制定了针对具体工作事项的《花都温州商会管理制度》，规定了涉及各级会议、会员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公文处理、作息请假、档案管理、安全保密、车辆管理等日常工作较为详尽、完备的制度。章程和管理制度分别在原则和细节上规定了商会日常运作的方式和内容，成为专职工作人员和会员单位共同遵守的制度。花都温州商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对制度执行较为严格，尤其注重对会议制度的落实。除了按照制度要求定期召开会议之外，面对涉及会员企业的突发性劳资、治安等利益纠纷时，商会也能迅速地以临时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并商议解决方案，防止事态扩大化。 　　花都温州商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的理事会包括会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等职务，每一届理事会都尽可能地保证理事成员具有覆盖商会各类会员企业的代表性，因而理事会人数较多。除会长和秘书长仅1人任职以外，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职位均由多人担任，这一方面，体现了商会权力的扁平化和理事成员之间较为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在商会中受重视的程度极高。但是集体协商决策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