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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政策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下文简称为《通知》），要求各地原则上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异地高考的推行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一、各地异地高考实施现状 　　1.受益随迁子女增多，但占随迁子女总数比例仍较小 　　2014年有28个省市开始实施“异地高考”，约有5.6万名随迁子女符合条件参考。但根据学者储朝晖的推算这只解决了1/20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并且陕西、甘肃、西藏等地区仍未开始实行异地高考政策。 　　2.部分省市不同程度限制随迁子女考生报考学校类型 　　目前各省出台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对异地考生监护人的职业、户籍、连续社保年限等内容做的一些限制，使部分非户籍考生只能报考流入地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或民办独立院校。纵观各地实行的方案可以发现，录取率高的“高考洼地”，其“异地高考”门槛非常高。目前存在两类“高考洼地”，第一类是“教育质量高，高考录取率也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地区）；第二类是“教育质量相对低，高考录取率高”的边远地区（如云南、内蒙古、青海），高校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对边远地区给予区域性的倾斜，这些地区录取分数线较低。为防止出现“高考移民”，部分边远地区要求“学籍+户籍”都在当地，而这使得学籍、户籍不一致的学生无处报名参加高考。 　　在北京满足五项条件的随迁子女也只能报考中职、高职，并尚未公布本科开放时间。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北京为了缓解中职生源不足，便在其他周边省市招生。上海、广东、海南等地则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条件实行分层次报考。而云南、内蒙古、青海等地考生异地高考准入资格与户籍相挂钩，对没有户籍的考生进行了报考学校类型的限制，分别仅可报考三本、专科和高职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专业）；省内高职高专院校。 　　3.异地借考实施可行性低 　　国家规定异地借考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因公长期在外人员或其随迁子女；第二，两地试卷相同；第三，由考生向户籍所在地的省级招办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后，方可在就读地考试。但目前有16个省市自主命题，而且其余省份在高考时也还有全国Ⅰ卷和全国Ⅱ卷的区别，要达到以上三个条件比较困难。 　　二、目前异地高考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地区异地高考方案易造成社会阶层固化 　　曾有报道称：“许多专家曾建议，对于北上广等地异地高考压力大，先开放高职教育，因为这类学校面临比较严重的生源危机，竞争不那么激烈，有利于通过试点摸索和积累经验。”[1]笔者认为，允许非户籍子女就读当地高职可以提高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也确实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但有调查研究证实“就读重点院校比就读一般本科院校及专科及以下院校的毕业生在职位获得和地位变迁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2]。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未来的职业选择、社会地位、收入等也会有现实的影响。 　　高考不仅具有人才筛选的功能，而且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通常情况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中低层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实现上升流动，达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3]然而，目前部分“高考洼地”的异地高考方案根据受教育者的出身――父母的职业，是否有户口等先赋因素，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能力，决定受教育者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对随迁子女可报考类型进行了等级性的分配。部分异地高考方案成为隐性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 　　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要保证他们的教育机会公平，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予他们公平的考试权利。罗尔斯认为：“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4]我国《教育法》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是有限的，因此具有竞争性。平等的竞争性教育机会要求每个人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而不能根据阶层背景、家庭状况等出身分配机会，也不能设置一些与程序公平相矛盾的选拔标准，降低人们参与的平等性[5]。然而，对一些本身智能禀赋优异的随迁子女来说，因为异地高考方案规定或自然天赋等因素只能进入高职高专，无法就读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学校，这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这会造成一些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父母认为自己孩子最多只能考高职，进而对子女教育方面不重视。更重要的是会使随迁子女丧失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改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