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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基于对原典理解 　　近期读到杨善武《(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生律的确定性》一文。该文有三个部分，而第二、三部分是全文阐述的重点。第二部分主要谈对“古代文献中的上生、下生”问题的理解，其中强调对于《吕氏春秋》有关三分损益生律文字的理解，“其实质内容即如《宋书?律志》所言：‘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解释。”并提出“真正需要注意的，倒是在于‘上生’、‘下生’这两个词语的表述角度和今人的不同理解。”与此相关，文中以朱载?帧堵裳?新说》中的“隔八隔六相生之图”为例，提出“古人基于竖行书写习惯将十二律从上至下排列，他们的上、下概念是指竖行书写方位的上下，而非指音的高低”，“古人论律有其特殊的角度，这就是着眼于竖行书写的位置上下，正是由这种角度出发形成了‘上生’、‘下生’的概念”这样一种新的理解思路。第三部分则是由这样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进而对“《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生律的求证”做进一步论证。杨善武的文章为这一问题的争鸣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但是，《吕氏春秋?音律》所讲的“上”、“下”，其本意究竟是“指竖行书写的位置上下”，还是另有所指，这正是需要“基于对原典的理解”来了解的。 　　 　　一、《吕氏春秋》的“阳上阴下”观念制约着十二律“七阳五阴”观念 　　 　　关于《吕氏春秋?音律》所讲的“上”、“下”究竟为何意，其实答案就在《吕氏春秋?音律》中。《吕氏春秋?音律》一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讲十二律的生律次序，并且明确说明了十二律中的“七上五下”。这一部分文字因常被引用，此不赘述。 第二部分讲天地之气如何生十二律，其文字为：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第三部分据其“月钟其风”的观念，陈述以十二律命名的诸月，在农事、政事方面呈现的特征： 　　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尽，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滞。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而农民无有所使。太簇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德去刑，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侠，本朝不静，草木早槁。 　　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夷则之月，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南吕之月，蛰虫入穴，趣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无留狱讼，以亟以故。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修剐丧纪，审民所终。 　　我们可以看到，在《吕氏春秋?音律》中讲的“天地之气”，其实就是充满天地的阴阳之气。正如《吕氏春秋?大乐》中已经清楚地表达的：“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同篇又说：“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将《音律》、《大乐》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所谓“阴阳”，即天地阴阳之气。所谓“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即具体的呈现方式，这也正是《音律》篇中陈述和概括的、以十二律命名的诸月在农事、政事等方面呈现的基本特征。其中由“黄钟之月”讲到“蕤宾之月”，是谓七个阳律之月；由“林钟之月”讲到“应钟之月”，是谓五个阴律之月。若言“阴阳变化、一上一下”的关系，一般而言，天地之气，阳气在上，阴气在下，但其间又有生发、留滞以及转换和变化。从上引《音律》有关文字看，“七阳五阴”在十二律排序上的分组区分是明确的，而《音律》篇中明确讲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正是其“七阳五阴”及“七阳为上、五阴为下”观念的明白表述。 　　阴阳五行观是先秦学术思想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一种具统领意义的世界观。尤其是在《吕氏春秋》的思想中，阴阳观念成为构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其中音乐理论(如乐律学理论)的构建，也自然离不开这样一种思维框架。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阴阳观是笼罩着先秦不同学术系统中最具涵盖性的“思维的天空”。 　　李约瑟曾将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称作是“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阴阳学派相当突出的学术特色就是所谓“历数”之学。可以说，我国最早的天文学和数学(数术之学)，就是从“历数”之学中产生的。观测天象、制订历法，作为传统的“历数”之学，历来被认为是阴阳家的学派特色。《尚书?尧典》中记载的“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