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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完整准确地解读商榷对象 　　[关键词]考查目标，史料价值，乖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45―05 　　 　　周明《与聂幼犁老师商榷命题的“乖张”》(下称《周文》)对聂幼犁《选择题之偏――思路的乖张(二)》(下称《聂文》)提出了商榷，笔者钦佩周老师的钻研和挑战精神，课程改革需要更多像周明这样的教师，但对他的论述和观点却有不同看法。 　　 　　一、关于例一中“最有价值”的问题 　　 　　原题：小李是一位“张学良迷”，得知张学良逝世的消息后，把以前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做了一张目录： 　　①电影《西安事变》碟片 　　②小说《少帅张学良》 　　③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合影(翻印照片) 　　④1990年《联合报》对张学良的访谈录音(拷贝) 　　⑤《文史资料选编》中关于张学良的专辑 　　⑥《中国历史》教科书 　　以上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 　　A　①② B　④⑤ C　③⑥ D　⑤⑥ 　　正确答案：B 　　《聂文》认为此题有两处明显不够严谨： 　　一是作为选择标准的“最有价值”，“没有明确给出以哪一个标准、从哪一个角度来比较，如何认定只有B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二是即使明确了标准和角度，由于“考生没有读过或看过小李收集的这些材料，仅凭其名称并不能对其内在的质量作出判断，只能按照正常的或一般的情形做应然的推断。” 　　为此，建议“如欲保留试题原来的考查目标和难度，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改进试题的提问”，可改为“其中，可能最有史料价值――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是”，其它保持原样。 　　《周文》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改后的试题难度是否降低……二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史料’问题”。 　　1　对第一个问题，《周文》的论证是： 　　“虽然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可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但修改后的题干‘比较原始、并具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的史料，有了明显的提示性，学生自然会选择B选项，不仅考查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而且难度也大大降低了”。 　　笔者以为，这个论证的论据是不成立的。 　　《周文》认为“原题题干‘材料中，最有价值’可以理解为‘最有价值的史料’”，这正是《聂文》中指出的界定不明确而需要改进之处。对此，《聂文》作了具体的论证： 　　“假如以普及历史知识为标准，‘最有价值’的就可能是A，电影、戏剧与小说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像许多赞赏‘百家讲坛’的同志所持的评价尺度之一。……假如以学生课程学习为标准，⑥肯定是首选，其他材料就得因人而异。……即使从史料价值的标准来比较，也有一个比较的角度问题，如果从其原始性的程度来看，③④⑤都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其中③④还更具有原始的特征；只有从既原始，又可能有较大信息量或新信息这些角度来看，④⑤才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周文》只有推翻这个论证，其论据才能成立。可惜，不知为何《周文》是没有看清这个论证，抑或回避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原题没有明确标准和角度的“最有价值”的提问确实让人困惑，如何比较?可以见仁见智，答案怎会唯一?因此，不是“两题都在考查‘过程与方法”’和“原题实际上在考查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原题不仅不能“考查‘过程与方法”’，而且无法“考查史料价值问题”。 　　《聂文》的修改方案为“最有价值”加了一些定语，是一种补台式的修改，使本来“忽悠”的标准臻于具体，使有歧义的提问变得确定。这当不至于改变试题预设的考查目标，反而应当有利于其实现。如果定要细究试题的考查目标，则应当根据学生的解题思路来判断。正常情况下，学生的思路当是： 　　选项③没有指出该照片是怎样的照片，新公开的照片?还是早已公布过的照片?选项⑤没有指出该专辑是什么时候编的、谁编的以及所收资料的选择标准。另外，也没有说明所收资料的形式。因此有可能只收录文字资料，也有可能还包括照片(甚至选项③)等其他资料。所以，无论从“比较原始并具有较大信息量”推测，还是从“比较原始并有新信息”推测，如果只能选两个的话，④、⑤胜算的可能性最大。 　　即使学生用“排除法”来思考，也得依据标准才能进行吧? 　　显然，无论考生用哪种思路，修改方案的考查目标都属于史料价值的判断，并非《周文》所说“自然会选择”。 　　选择题的难度指的是全体考生的通过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修改后的方案是否能保持原题的难度?笔者以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试题设计时的大致估计，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实测结果来检验。从经验上看，《聂文》的估计似是可信的。正如《聂文》指出：原题“头脑简单和习惯应试的考生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B，而学力较高的考生就可能被以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来比较这个‘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