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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信托在我国反腐建设中应用研究 　　摘 要：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但在预防公务员贪污受贿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成效有限。新兴的强制信托制度是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助于增强社会对官员的监督，目前部分国家及地区已经实行，但我国尚未存在。与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相比较，强制信托将更加具有成效，主要体现在强制信托的预防性，强制性以及独立性等方面，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公职人员在私人财产投资和国家利益冲突的问题，保证政府官员的合法经济利益，也保障公职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为人民服务并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本文将针对我国在这一制度上的空白点，通过参照各国的强制信托制度，结合我国当下的国情，同时将财产公开制度与强制信托制度做比较，并借鉴财产公开制度的审核程序、申报范围等多方面优点，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的强制信托制度的建议。对我国公职人员强制信托制度的构建提出多方面的建议和方案，包括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对受托机构及信托当事人的规定、信托财产的管理及处分等。 　　关键词：强制信托；财产公开制度；审计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定义信托为：“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通过研究和学习，我们得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信托的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的功能得到了延续和完善并成为优势。 　　信托制度的独特性质主要依托于信托财产的特性。首先，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相分离，代表委托人一旦将财产交付受托人，便不再拥有该财产，受托人虽因信托取得信托财产，但只是名义权利人，并不享有受益权，因而可以有效保障财产的安全性，不被债权人所追及。其次信托财产具有同一性，除了委托人交付的初始信托财产外，在管理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一样具有独立性，因而可以有效保障委托人的收益。另外，信托制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不仅可以运用于银行存款、发放贷款、融资租赁，也可以运用于有价证券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实业投资等。 　　强制信托在商事信托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规定公职人员将自己的特定财产设立信托，并在有关机构的监控下转移财产的所有权，从而不能再直接控制该项资产。转移的财产通过约定可由受托机构来进行管理，公职人员不得随意干涉信托机构对该财产的管理。 　　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有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转变，因而出现了很多消极腐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国推出了打击经济犯罪，如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的重点活动，设立了审计机关并制定了一批新的法律。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进行党内深入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强调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坚决抵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并及时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习主席上任后，更是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既提出了“把腐败遏制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的短期目标，又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目标。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离任审计等多项反腐制度。 　　在党的正确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反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近年来所揭发官员贪腐的个案、大案均数额巨大且存在群体效应。例如，前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没有抵制利益的诱惑，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及亲戚谋取利益，通过封建迷信活动等给国家造成财政资金的巨额损失。他的腐化堕落给人民大众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经过十几个月的调查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了司法机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也是相似的情况，利用职务之便行贿受贿，做出不公平的决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经调查后给予了行政开除，没收违法所得，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处置。除了他们之外，薄熙来、衣俊卿、李东生、冀文林等数十万官员，也纷纷受到了处置。 　　尽管落马官员不少，也可以看的出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量，但是现存的反腐措施主要集中在事后，腐败现象仍然很严重。上述案例都是在事后通过揭发等才发现，进一步予以惩罚，尽管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仍不乏大胆之徒报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事后予以惩罚，一方面不能将某一官员所有贪污受贿的金额全部追回，比如转移国外、消费等。另一方面，即便是小概率事件，也仍有不少人逍遥法外，没有被找出来。鉴于这种情况，强制信托作为事前防范的一种措施，在公务员犯罪之前就强制性扼杀了他们的念头甚至是犯罪“工具”，比起事后的种种措施应该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各国在实行“类强制信托制度”时，首先考虑的是防止公职人员进行私人财产投资的个人利益与工作相矛盾。现代的政府工作不仅仅处理的是政治事务，而且对经济事务也具有很大的干预权，甚至很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