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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程序中证明问题研究 　　摘 要：强制医疗的本质是对人身自由的处分。为防止强制医疗的恣意适用，对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证明问题，应当予以明确。强制医疗的决定与解除在证明对象上存在差异。在决定强制医疗的案件中，证明对象是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在解除强制医疗的案件中，只需针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证明。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决定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而强制医疗的解除应由启动解除程序的主体进行初步举证，然后由检察机关承担应当继续予以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在决定强制医疗的案件中，强制医疗程序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存在区别：特定的暴力行为事实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行为人患有精神病适用“优势证据”标准；对于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应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标准。在解除强制医疗的案件中，对符合解除条件的初步证明只需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检察机关对被强制医疗的人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则应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强制医疗程序；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作者简介：王君炜，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华侨大学地方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福建 泉州362021）。 　　基金项目：泉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7C04）。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2-0102-10 　　随着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问题数量的急剧增长，精神病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遇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与人权保障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受到了广泛关注。为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尽管强制医疗程序的出台对于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相关程序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该程序中仍存在诸多理论、立法和实践问题需要予以研究。尤其是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明对象的内容、证明责任的配置和证明标准的设定等，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作为诉讼过程的核心环节，关系着案件审理的质量。强制医疗措施尽管具有医学关怀的价值追求，但其本质是对人身自由的处分，因而强制医疗的适用与解除均应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予以证明，以防止强制医疗措施的恣意适用，从而保障强制医疗程序中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一 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需要用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证明对象是证明活动的起点。诉讼证明活动是证明主体围绕证明对象展开的。因此，证明对象的厘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普通程序中，证明对象主要是指刑法规定的与定 　　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对于证明对象的范围，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明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实体法事实，也有学者认为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但无论采何种学说，实体法事实均为证明对象的核心内容，因而本文对强制医疗证明对象的研究主要关注实体法事实。与普通程序相比，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证明对象较为复杂。在强制医疗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主要针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进行证明。韩旭：《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6期，第67―74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第542条规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并可责令被强制医疗的人的家属严加看管和医疗。根据上述规定，强制医疗的决定与解除在证明对象上存在一定差??。在决定强制医疗的案件中，证明对象包括：行为人实施了特定的暴力危害行为；行为人因患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而在解除强制医疗的案件中，证明主体只需针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即是否有继续危害的可能）进行证明。 　　（一）行为人实施了特定的暴力危害行为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530条的规定，在强制医疗案件中，“法庭依次就被申请人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行调查。”因此，在强制医疗程序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应当首先对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特定的暴力危害行为进行证明。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是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行为条件。强制医疗的适用不仅要求有危害行为的实施，还要求危害行为具有严重性。即实施的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