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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创新 　　主持人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规模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中国的国家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500万人。在充分肯定中国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不容忽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城市化的加快，在绝对贫困得到遏制的同时，相对贫困、结构性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而沿袭至今的反贫困理念、政策、方法、策略等尚存在着种种不足，难以适应新时期反贫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与创新。有鉴于此，笔者在出席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承办的“亚洲国际发展(减贫)论坛”的间隙，征得与会相关专家学者同意，组织了这个专题，共四篇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就当代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期望这些探讨对当前中国反贫困工作有所裨益。中国扶贫历程中的个人与社会 　　――社会互构论的诠释理路 　　关键词　贫困；个体主义范式；社会结构范式；社会互构论 　　摘要　与社会学基础理论存在二元对立一样，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之一的贫困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个体主义范式与社会结构范式的二元对立。与此对应，中国扶贫实践也明显分野为个体主义扶贫范式和社会结构扶贫范式，这两种范式分别代表了中国扶贫历程的两个阶段。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原则，中国扶贫应该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参与、多元互动和制度之间的衔接。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6-0005-06 　　 　　一、贫困理论中的二元对立 　　 　　贫困是由谁造成的?贫困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是导致贫困理论发生分歧的关键问题。围绕着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个体主义范式和社会结构范式两个截然对立的二元范式。个体主义范式认为，贫困发生的根源在于贫困者本人，是由于社会上有部分人缺乏能力、训练或道德。社会结构范式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超越于贫困者个人之上的结构性要素，这些结构性要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性质、社会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个人在这些结构性要素面前的选择性有限。 　　(一)贫困理论的个体主义范式 　　西方社会中，个体主义范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支配地位；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鹊起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福利负担引发大量的财政赤字，个体主义范式似有复兴的迹象。在我国，个体主义范式长期拥有大量的拥护者，虽然近年来此种形势有所改变，然而有研究者指出，仍有部分学者和大量的民众持有个体主义理解。个体主义范式下包括多个理论：个人行为学派、人力资本理论以及资产建设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认为贫困者是社会中的弱者，其之所以成为弱者在于“缺乏”：缺乏能力、素质、训练、道德以及资产。 　　(二)贫困理论的社会结构范式 　　个体主义范式虽然符合人们的日常观察，但却不能解释某些结构性贫困：第一，区域性贫困――某片国土上的人们普遍比较贫困；第二，群体性贫困――少数民族、外来移民、老人、妇女更容易陷入贫困；第三，爆发性贫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都使得贫困者数量爆发式增加。以上这些贫困类型使得研究者不得不转向宏观结构的研究，于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成为分析的重点。社会结构范式包含多个贫困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社会分层职能说、贫困功能论、贫困文化论、贫困处境论、社会制度论、福利制度论、二元劳动力市场论等。社会结构范式认为缓解贫困的根本途径是调整社会结构或设立某些对贫困者有利的社会政策。美国就是在这段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立法，高替代率的福利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在社会结构范式的指引下，我国现阶段的扶贫也多表现出结构性取向，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生产关系的改革、分配体制的完善等。 　　 　　二、中国扶贫历程的两极思维 　　 　　与贫困理论的二元对立相对应，中国扶贫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出两极思维，即个体主义扶贫范式和社会结构扶贫范式。无论是农村扶贫还是城市扶贫，这种两极思维的分野都表现得很明显，且呈现阶段性。 　　(一)农村扶贫 　　中国的农村扶贫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的个体主义扶贫范式和1979年以来的社会结构扶贫范式。 　　1　1978年以前的个体主义扶贫范式。(1)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新中国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1956年，政府颁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及残疾社员，由集体给予保吃、保穿、保医的保障，对于年幼的人保证其接受教育，对于年老的人保证其死后安葬，这些保障简称“五保”。从保障对象上来看，“五保户”的保障对象基本上是没有劳动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