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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生育政策演进社会学解读 　　【摘 要】 本文以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理论为基础，对建国后生育政策的演进进行社会学解读，旨在揭示我国生育政策演进的社会根源。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差异的分析得出结论：生育行为受生育政策限制，生育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全面二孩”并不意味着生育回到自然状态。 　　【关键词】 建国后；生育制度；生育政策；社会结构；社会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对实行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翟振武指出：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变未来我国总人口的发展轨迹，延缓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的趋势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谢慧蓉从经济发展方面对全面二胎原因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全面二胎有利于再续中国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2]张晓青则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3]通过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全面放开二胎的原因及其影响，鲜有从社会性到政策性转变的视角来分析不同时期生育行为的研究。该研究以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为基础，对建国后生育政策的演进进行社会学解读，旨在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根源。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差异的分析，得出生育行为受生育政策限制，生育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全面二孩”政策并不意味着生育回到自然状态的结论。 　　二、生育政策演进的社会学解读―从生育制度到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是相对于生育制度而言的，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生育政策是由国家参与制定，是国家干预生育活动的手段，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指向作用。生育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是社会性而非政策性的，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规律及技术。为了便于研究，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建国后生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54-1957）、限制生育阶段（1958-1978）和计划生育阶段（1978年至今）。 　　1、鼓励生育阶段（1954-1957） 　　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的主要精力在于恢复经济生产，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处于缺位状态。1953年底，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圆满完成，国家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国家开始着手制定新时期的生育政策。“人多是好事”的思想在当时的人口政策制定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也成为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的思想基础。国家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之后，社会生产逐渐恢复，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开始关注生育，开始鼓励生育。这一政策主要通过救济、补助等来鼓励国民生育，对多子女户进行物质补助和救济，从物质方面保证了生下来的孩子可以通过社会性的抚育，学会在人群里谋生活，[4]以保障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5]只有人口稳定，社会才能维持完整和发展。然而，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急于解决眼前劳动力短缺问题，忽视了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激进的人口政策虽然短时期内提供了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急剧上升，闲置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威胁着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种种弊端的显现，迫使国家开始反思和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节制生育欲行又止阶段（1957-1978） 　　在政策缺失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激励下，我国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国家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国家开始调整过往的生育政策。费孝通指出，一个新分子的生存空间需要去旧世界里寻觅，他得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取他的地位，社会结构不再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6]而此时的中国，劳动力日渐充足，但是人口增速并未下降，迅速增多的人口给趋于完整的社会结构带来沉重压力，节制生育成了普遍的社会诉求，这成为节育政策出台和实施的社会基础。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十次（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至此，节育政策正式走向历史前台。 　　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活动破坏了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曾经提倡节育政策的学者多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更是使人口指导思想出现反复，节育政策遭到破坏，人口政策进入混乱时期。此时，节制生育工作停滞，生育出现自由化现象，人口恢复盲目增长状态。[7]混乱之后，人口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