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谈判中数据模型建构及其实务应用研究.docVIP

工资集体谈判中数据模型建构及其实务应用研究 　　摘要：雇员工资合约是企业合约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备性与雇员劳动权益密切相关。雇员工资合约的固有属性表明支撑其完备性的“数据模型”与企业参与的其他合约是存在差异的。从雇员劳动权益保护、企业劳动关系稳定乃至社会和谐的视角观察，有必要对基于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下的雇员工资合约所涉及的“数据模型”进行探究，并进而究其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实务应用进行关注。 　　关键词：工资集体谈判；雇员工资合约；数据模型；劳资合作；劳动权益；集体行动权；可持续性；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56-05 　　一、引言 　　工业化社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劳资合作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经典的劳动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则表明，劳资合作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其约束条件是雇员的劳动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护（邓洛普，1958）。主要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则进一步显示，集体谈判作为缔结雇员工资合约的重要机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安德森等，1987），这在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经验也已经被证明①。工资作为雇员劳动权益的核心和影响劳资关系的关键因素，市场化条件下的决定机制已经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来实现。换言之，工资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劳资共决雇员工资合约的基本制度。和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做法或经验相比较，我国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在条件、方式、策略以及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差异。以制度条件为例，通行于市场经济体国家的“劳动三权”制度在我国的制度层面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工人在集体谈判中的集体行动权应用问题，至少在制度层面尚未得到明确鼓励。 　　应该讲，集体行动权作为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反制资方无端行为的压力机制在逻辑上有其合理性，也是劳资谈判权利对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工人集体行动权的社会层面的高敏感性和经济层面的高成本性，国情特征不同的劳动关系制度对其应用是审慎的，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国情特征这一制度约束变量下，劳资双方借助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达成双方均满意的工资合约显然需要借助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实现，而趋于理性的“数据说话”显然是达成目标的重要技术手段。因此，从劳资合作的角度探究工资集体谈判中的“数据模型”及其实务应用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既是劳资双方寻求理性合作的基础，更是寻求较优工资合约的重要手段。 　　但比较遗憾的现实是，在国内今天的工资集体谈判认知中，特别是在对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绩效质疑中，更多的人将问题的焦点归结于制度层面，而较为集中的主要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权和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国工会的独立性两个方面。从学术辨析的角度分析，这些聚焦是有其道理。但如果一味地将当前我国劳资领域因利益争诉所诱发的矛盾或者冲突寄希望于制度的突变，显然是无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因此，我们在寻求国情特征下渐趋合理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同时，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从技术层面寻求突破，并通过技术层面所带来的量变促进制度层面的合理变迁才是有效之举，而工资集体谈判中的“数据模型”及其实务应用的探究应是对有效之举的积极回应。 　　二、工资集体谈判中“数据模型”的约束条件分析 　　数据的魅力在于其决策的有用性，而决策主体的目的不同，支撑决策的数据模型的约束条件也应存在明显差异②。就工资集体谈判而言，与之因应的约束条件有三个方面： 　　（一）利益主体的可持续性约束 　　一切合约的缔结均是建构在与之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的。理论上，与工资集体谈判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有三个： 　　1. 企业。尽管不同的理论分析范式对企业的认知存在差异，但现实的基本逻辑是“没有企业，也就没有就业”。因此，企业既是劳资合作的利益平台，也是雇员工资合约依附的主体。很显然，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所有者是不可能与一个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企业缔结合约的；换言之就是，相对理性的这些要素所有者是不会与一个“朝不保夕”的企业寻求利益合作的。现实的例证就是：一个稍具理性的劳动者，是不愿意到一个濒临破产清算的企业去就业的，同样，稍有理性的投资者也不会将自己的资金投给这样的企业。 　　就工资集体谈判中的“数据模型”建构而言，企业可持续性约束条件的目的在于数据的获取及应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特别是对不同期间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其结果更有助于利益主体决策目标的相关性。 　　2. 投资人，也即股东或者资本所有人。“没有股东，就没有企业”这一逻辑的潜在假设有两个：（1）与股东合作的对象即企业是可持续的；（2）股东自身是能够在一个可持续的状态下来保证与企业的合作。就理论的分析来看，企业可持续与否与股东的可持续密切相关，股东的不可持续性一定会导致企业的不可持续性。当然，股东初始资本的供给能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