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东亚与中国互动研究道路.docVIP

开拓东亚与中国互动研究道路 　　●韩?N，1957年10月生，江苏省海安县人。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讲师，其间曾留学东京外国语大学。1985年，转学中国古代史和东亚史，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先后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明治大学文学部留学。1987年起转到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任教；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调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又聘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并在日本关西大学等国内外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代东亚国家关系史和佛教史。先后出版《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隋文帝传》、《正仓院》、《遣唐使与学问僧》等著作，引进出版《北宋版通典》，翻译《均田制的研究》、《隋唐帝国与东亚》、《隋唐佛教文化》、《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等十余部，并在日本翻译出版《孙子译注》(中译日)。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等国内著名学术杂志及日本、韩国等国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上海市和国外研究项目多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得日本外交部长奖，日本外交协会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论文奖。 　　○张达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韩老师，您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属于“七七级”，又是中国较早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有着深厚的海外学术背景，能和我们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吗? 　　●我进入历史学术研究领域的经过比较“奇怪”，从自学到客串。我对历史的兴趣开始于“文革”期间。家庭受到“文革”冲击，父亲被关在厦门大学“牛棚”，九岁的我每天要过海给他送饭。作为“黑帮”子弟，我自身处境艰险，平日不敢出门，躲在家里读书。家里大多是历史书，最初读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后来又读历史小说等，背诵古文诗词，不知不觉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文革”初期，日本学者堀敏一给我父亲寄些学术论著，让我第一次见到日文。我很好奇，想弄懂这些书到底说些什么，我母亲很有学养，便带我拜一位老先生学习日文。这位老先生从日本归来，那个时代自然被打成“特务”，所以只能偷着学。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幸运地跻身“七七级”，考入了厦门大学外文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尝试翻译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时还没有想到会学习历史，但在翻译过程中却提升了自己的人文素养。1982年2月，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之前，国家开始尝试重新派遣留学生，日本文部省一年向中国招收十名日本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刘正坤是一位非常热心教育事业的干部，她积极向教育部争取选送人参加考试的机会。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凡是参加过日本政府在北京开办的日语师资培训班的教师都不能参加考试，我刚留校，资历最浅，自然没有机会参加日语师资班，结果反而符合这次难得机会的条件，侥幸能够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考试。这次考试给我很大的刺激，认识到国内外语教育的差距，更增加挑战的欲望。心里不敢向往能录取，只想回去加把劲学习，没想到竟然考取了。由此开始了留学生活。中日两国很大的社会发展落差，以及不同文化的碰撞，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 　　 　　○从您的求学和留学看，您最初并不是学习历史学专业，后来又是如何走进历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呢? 　　●1982年10月，我作为日本文部省日本语言文化研修生，前往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我喜欢人文，开始时学习日本文学，研究唯美派作家川端康成。那时国内的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作品进行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阐述时代意义，分类定性。日本则完全不同，研究一位作家，就必须亲自踏访作家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体验生活，在现场阅读作品，体悟作家的心境，明白其创作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身临其境，对所研究作家的生平、经历、时代高度熟悉。这让我对中国传统说的“文史不分家”和日本的实证主义方法别有一番感悟。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很难，我自忖回国以后很难再做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了，于是顺势由文入史，大量选修日本社会与历史的课程来。学校规定我们每年修十门课，而我修了二十多门，其中很多就是历史、社会和西方理论课程，例如，宫崎市定的著作就是这时候读的。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是见不到的，我也觉得新鲜，拼命阅读，诸如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以及日本关于战后东亚历史社会性质的讨论。 　　从那之后，我开始走访日本各地。我们这种日本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待遇较好，所以，我有余钱可以利用所有假期，几乎走遍日本。当然，如果按照正规途径旅行，钱还是不够的，日本交通费用不贵，但住宿很贵。所以，我向学校体育部借睡袋，晚上在路边、屋檐下，躲进睡袋，将就过夜，有时就在火车上睡觉。睡袋、相机、面包、罐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