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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边疆地区环境史视野下瘴研究辩析 　　摘要：环境史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热门。在对边疆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在对“瘴”的研究上，很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往往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取向，违背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在论证过程中，其逻辑思维本身是矛盾的，得出的结论不少与科学原理、生活常识相悖。 　　关键词：边疆地区；环境史；瘴；史料运用；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77-12 　　在环境问题曰益突出的当代，环境史研究无疑是当今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其相关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由于史料中有关“瘴”的记载极为丰富，且存在的时间长达近两千年，很自然成为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十余年来，众多学者倾力研究，或侧重于瘴的名称及含义解释，或侧重于瘴区的历史变迁，或侧重于从疾病医学角度以及文化学、传播学、地理学、景观学等角度来研究瘴，已取得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颇值得指出的是张文的《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和张轲风的《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③两文。前者认为瘴乃古代的文化概念而已，是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地域歧视的重要表现。后者主要从词的释义角度考证了“瘴”字的演变过程，认为瘴的广泛使用，体现出中原汉文化的强烈意识。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种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从事研究，在史料的分析与运用上，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以致在研究中常出现逻辑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一现象是颇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在“瘴”研究已持续一段时间并取得相当成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争鸣，才能推动“瘴”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笔者对于瘴气、瘴疠等历史名词、概念不作具体的辨析，只从史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近十年来以边疆地区环境史为视角的瘴研究，阐述自己的一孔之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尊重诸多学者所付出的努力，所提出的不同见解，丝毫没有贬低已有成果之意。只是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对现今的瘴研究进行必要的学术争鸣。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瘴”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近世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就曾明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④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持相同的论点，认为“没有史料，没有历史”⑤。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正确与否，不仅决定史学研究结论的正误，同时也决定着研究本身的价值。中国史料浩如烟海，又往往真伪并存，故史学研究对史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忠实、准确。在征引史料前，对史料本身进行必要的考证，信而后引，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近来的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对“瘴”的研究上，不少研究者却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数端： 　　1 盲信所谓的原始记载。直接引用明显具有逻辑矛盾的史料 　　关于“瘴”的最早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出自东汉，《后汉书》是首部记载瘴的正史。⑥仅《马援传》中就有3处明确提到瘴。其一是记载马援南征交阯，斩征侧、征贰，班师回朝。因其有功，东汉封其为新息侯。马援于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在宴会中，马援谓官属曰：“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又言“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这里显然是指瘴气，瘴气的杀伤威力已然超过了手持武器的敌人。其二载“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其三，云阳令朱勃上疏为马援伸冤，声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其中尤以马援声称的“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为后世津津乐道，奉为圭臬。以此为发端，有关瘴的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先不论此条史料存在的问题。即使为真，也只能说明东汉时期在交阯才有所谓的“瘴”存在。然而。让人不明白的是，何以自东汉后，瘴气会蔓延到交阯以外的整个中国广大南方地区？所有的研究者对此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仅从《后汉书》记载的这条史料本身看。至少也是存在明显问题的。笔者认为：这条史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自相矛盾，缺乏可信度。试想，按马援描述，交阯的瘴气是如此之毒，能够“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说明是近距离观察了。问题是在弥漫着巨毒的“瘴气”熏蒸之下，既然飞禽之类的生物，立刻堕毙水中，而同样作为生物体的亲历者，又怎么能安然无恙？更何况马援叙述此事时，是在犒劳士卒的宴会上，也就是说纯属酒后“真言”。酒饱饭足之际，对部属吹嘘一下自己的战功，与所经历的危险故事，本是一种正常行为，但却不能将这些酒后真言当作信史看待。在他之后，其他人所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