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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与邪教关系宗教社会学分析 　　本文运用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分析了高级宗教与巫术的严格区别，点明了中国传统宗教已属于高级宗教，但其中含有的巫术影响尚未祛尽的实际情形，强调主要是巫术及与之相联的民俗传统信仰对现代化建设有重大阻碍，呼吁应十分重视化传统的阻力为动力。进而，分析了中国式邪教与巫术的内在联系，指出由巫师活动向会道门组织及邪教蜕化的具体途径，并从中概括出巫术与邪教的共同特征。最后，根据其中的主要特征，根据当代被邪教迷惑者的主观原因与邪教所采用的手法分析，强调只有理性才是破邪的利器，只有明确区分巫术与经验技术、高级宗教与巫术、个人体验和普遍经验等，才能切实提高对邪教的辨识能力，从根本上破邪。 　　作者邓子美，1951年生，江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马克斯?韦伯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由于社会学把世界的变化视作社会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在韦伯看来，如果从主体一面着眼，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上也是人的理性素质不断提高，从而推动各产业部门与行政部门理性化，实现“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过程。①换言之，产业化只是现代化的外在表现，理性化才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精神所在。现代化就是以效益（行政管理部门则以效率）为导向，对社会各部门不断进行合理化改造。韦伯并不否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比较起来更为重要，他说：“必须承认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特别须对经济条件加以考虑。但与此同时，对相反的关系也必须考虑到。”这种相反的关系在韦伯看来，主要是文化条件及其对人的精神的重要作用，“当精神（因素）妨碍了（经济）活动时，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则同时也会碰到严重的内部阻力。”②笔者认为，这种阻力在西方社会转型刚开始与进展到一定程度时都遇到过。但一因适应市民社会宗教需求的基督教新教对韦伯所说的魔法，即巫术的祛除；二因新教对西方传统宗教精神的理性转换，及新教的冲击推动了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改革，才使这种阻力部分地转化为社会转型的动力。①由于在西方，宗教信徒构成了社会主体，因而西方社会宗教生活理性化无疑促成了西方社会转型。东方社会仍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化传统的阻力为动力应当引起充分重视。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模式当然存在着不少理论缺陷，他对中国传统的三大宗教――儒、道、佛的评断也存在很多偏见，②但他关于宗教与魔法的区别，“脱魔”即宗教理性化的必要性，理性化宗教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等论证却可以给人们很多的启示。 　　 　　一、宗教与魔法 　　 　　韦伯认为：“以宗教或魔法为动机的行为，在其最初存在的时期，是针对尘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健康长寿之类。但魔法的特点在于“不合理”，与此相应的行为被“视为‘巫术’”。③同时，早期的宗教仪式，“几乎到处都包含着大量的魔法成分。”而巫师与神职人员的差别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现象一样，在现实中，他们之间的对立性是模糊不清的。” 　　一般而言，人们把那些通过崇拜的手段对神施加影响的职业干部称为“神职人员”，把通过魔法的手段对魔鬼进行强制的人员称为巫师。神职人员与巫师还有以下区别： 　　前者是一种对神施加影响的有规则的、有组织的、经常性运作机构的干部，而后者通常是个体的。 　　前者为一个社会化了的社会团体效劳，属于固定的职业；而后者从事自由职业。 　　前者是掌握专门知识和固定规则的信条，具有职业资格的人；后者则是依凭个人魅力，通过奇迹（所谓特异功能）、可以灵活解释的暗示而发挥作用的人。 　　在训练与培养方式上，前者接受的是理性的榜样和纪律的教育；后者则部分是通过非理性的手段企图获得再生的“唤醒教育”，部分地也是一种纯粹经验的技艺的培训。 　　韦伯认为，这些区分从世界范围并且历史地看仍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魔法及其操作者巫师在根本上“缺乏形而上学的观念理性化，也缺乏一种特殊宗教的伦理”，而这两点乃高级宗教的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乃多种作用的结果，首先靠制度化，其次靠宗教领袖（先知）的干预，其三靠信众集体参与。④换言之，诸多方面的合力铸就了高级宗教。高级宗教具有思辩性强的较理性的宗教世界观与系统化的宗教伦理，这两点最终划清了巫术与宗教的界限。而这两点以及韦伯所称宗教与魔法的其他区别，中国传统宗教皆已具备，尽管程度不同。 　　许多西方宗教学者如缪勒、弗雷泽、马雷特、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冯特等都并不一般地否定巫术，有的人甚至还很欣赏巫术。韦伯则从理性立场出发客观地、历史地否定巫术，如果剔除其先验论因素，那么他对高级宗教与巫术魔法的区别的论述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自“五四”以来，讲科学破迷信已熟为人知。一般说的迷信是指卜卦、算命、相面、测字、扶乩、圆梦、抓阄、阴阳风水、请神降仙、求神药仙方、驱病赶鬼